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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法”观念与中国的宪法



[英 文 名] Influence of Idea of Parent Law on China’s Constitutions

[内容摘要] “母法”是理解中国宪法的一个关键性词汇。尽管“母法”观念在早期民主法制建设中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从整体讲，“母法”观念对我国目前的宪政与法治建设特别是宪法修改，已呈现出消极影响。要消除“母法”观念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应确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关 键 词] 母法观念 中国宪法 影响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市忠县人，法学硕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教师。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 邮政编码：26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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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法”：通向中国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卡尔·贝克尔在研究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时说：必定有一条通向天上宝座的秘密通道，有一条秘密的小道是所有的Philosophes（哲学家们）都知道的，有一扇门是对我们关闭的，但是当他们一连加以几下事先默契的轻敲，它就会向他们开放的。他把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些关键性词汇当作通向知识的秘密通道的那扇小后门。在13世纪是“上帝”、罪恶、神恩、得救、天国，在18世纪是自然、自然律、最初因、理性、情操、人道、完美性，在19世纪则是物质、事实、实际、演化、进步。 卡尔·贝克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有效方法：找到这些关键性词汇，我们就能走进那些特定的时代。这种方法是针对历史的，特别是可以被称作“时代”的那些长时段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把时下的宪法并不真正看成是某种纯粹意志的产物，而是看作是历史的产物且必然带有时代印迹的话；那么，卡尔·贝克尔的方法对理解我国的宪法就会同样有效。

宪法问题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也是有线索可寻的。在不同的时期，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表达着各自的愿望与要求。只要我们认真分辨，也一定可以从这些词汇中找到某些类似卡尔·贝克尔所说的关键性词汇。它频繁地出现在人们关于宪法、宪政问题的各种争论、解说及日常话语之中。虽然人们对这些词汇的理解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某一特定时期，这些词汇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们对宪法、宪政的共同理解，传达着人们某些相同的观念。因此，这些词汇也就成为我们理解那些特定时代的“秘密通道”。清朝末年，自维新派率先提出一系列立宪主张以来，清廷又是派大臣出国进行宪政考察，又是宣布仿行宪政，国内外近80个立宪团体纷纷提出各种立宪主张，朝野一片“立宪”之声。此时，“立宪”便是那一时期的关键性词汇。因此，要了解清末时期人们的宪法观念，认识那场所谓的立宪运动，只需理解他们各自使用的“立宪”一词的含义即可。到20世纪30-40年代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宪法、宪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颁布了一部又一部的宪法文件，对宪法、宪政的研究也达到了顶峰，通向这一时期宪法的“秘密通道”就变成了“宪政”一词。只要把握住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政治集团所谈论的“宪政”一词的含义，我们就理解了那个时代。在1949年以后，“立宪”、“宪政”两个词汇都悄然退场。随着1954年宪法的制定，“母法”和“根本法”逐渐成为了在我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几乎可以与宪法相替代的两个术语。因此，“母法”、“根本法”又构成了理解现时代宪法的关键性词汇。

斯大林曾强调，“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 这对我国宪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宪法从此失去了保障其规范性的一种最有效的法律技术手段，即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机制。 因此，“根本法”一词在我国主要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被强调，它仅仅意味着一项政治原则。宪法的“根本性仅在于宪法规范政治的基本结构和公共权力的运行原则”。 “根本法”的术语对宪法本身及其实践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或者说，对这一术语的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法”。在一些学者那里，“根本法”似乎也只是在“母法”的意义上即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如果说“根本法”仅是在形式上得到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本来意义上的“根本法”；那么，我们对“母法”的强调则对我们的宪法及实践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母法”一词在我国具有较强的法律意味，它主要在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数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母法”术语的固定理解，这种理解已然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宪法观念，而且，“母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宪法观。因此，“母法”一词正是那条通向中国当下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将宪法喻为“母法”、普通法律称作“子法”，从而将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理解为所谓“母子”关系，是国人理解宪法与普通法律关系的一种基本模式，至今十分流行。许崇德先生认为：“由于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其他一般法律的制定都要以宪法为立法基础。”因此，“宪法是母法，一般法律是子法。” 有学者类比生物学意义上的母子关系对宪法与一般法律的关系进行了拓展，提出宪法与一般法律的关系不仅体现出“繁殖功能”，而且还表现出“监护功能”，希望从中挖掘出建立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来。 也有学者将“母法”视作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表述宪法最高法地位的两个概念装置之一。 还有学者甚至以“母法”来定义宪法：“宪法即母法”。 这是我国学界关于宪法与一般法律关系的几种典型描述。

如果说，在终极意义上，宪法是由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那么，这种物质生活条件一旦确定，则观念就是宪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宪法起草过程中，宪法观念就构成了人们关于宪法的模型、职能和类型的看法”。 当然，一部宪法未必仅仅体现某个单一的观念。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可能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观念，而宪法则是这些观念在不得不作出让步情况下最终达成的妥协。但这不妨碍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一部宪法都是某些特定宪法观念的产物。因此，通过对“母法”观念的剖析揭示其特定的内涵及其对我国宪政实践特别是对制宪与修宪的影响，是理解我国宪法、把握宪政实践的一条捷径。


二、“母法”内涵之厘定


郑贤君博士认为，所谓母与子的关系有两种：一是子因母出；二是母命难违。前者体现为“繁殖功能”，后者表现为“监护功能”。就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而言，“繁殖功能”是指宪法作为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的那种功能”，而“监护功能”是指“宪法既保障着子法又制约着子法的实施”的功能。该学者假设，在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上，如果不把重点置于“繁殖功能”上，而是放在“监护功能”上，则宪法的“母法”称谓依然是有价值的。 此番宏论，是针对林来梵博士关于“母法”概念具有含混性（任何一般法或授权规范都可视为“母法”，“母法”也是一国立法所采用或模仿的他国立法的称谓；因此，“母法”称谓并非为宪法所专享）、我国宪法学者片面强调宪法为一般法律提供立法基础的“繁殖功能” 的评论而言的。如前述，提出“监护功能”概念的目的，是要从中引申出建立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但这种努力似乎有些徒劳。因为，在事实上，所谓宪法的“监护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宪法对普通法律的规范与制约，虽然可以从一些学者的个别论述中推演出这一结论，但它却从未真正得到强调，更未在实践中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装置。可以认为，我国宪法从未被赋予所谓“监护功能”，这一概念的提出，仅仅是个别学者对民法中父母子女关系的一种类比。

上述争论的焦点是：宪法在何种意义上是“母法”？考察“母法”概念的涵义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从学者们的论述看，我国“母法”概念是在以下几种意义上使用：（1）从法律移植中法源的角度讲，是指“一国法规的制定，以外国法律为依据者，称其法源的外国法为母法，而称依此所制定的法律为子法。” （2）从立法依据的角度上讲，它是指“国家制定的条律或命令所依据的法律，称作母法，根据母法所制定的法律、法令等称作子法。”如“所得税法”为母法，所得税法施行细则为子法。 （3）从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讲，宪法为“母法”，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为“子法”。 最后一种意义上的“母法”概念即以“母法”专指宪法，在宪法学界几成公论。笔者认为，前两种意义上的“母法”概念，含义较为中肯、公允，更接近我国传统中使用“母法”一词的原初意义。“母法”并非专指宪法，其意义仅指所制定法律的来源或依据。将宪法比作“母法”是这一意义的延伸。

以“母法”指代宪法在我国具体起源于何时，尚无可考。但将宪法视作“母法”的观念在我国却早已有之。梁启超在1900年初发表的《立宪法议》中称：“宪法者何物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 宪法而“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表达的正是“母法”的观念。“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似可以从中得出宪法制约普通法律的认识。但从梁启超有关论述整体来看，它仍然仅仅是在强调宪法的“依据”作用（而非宪法对普通法律的制约）。梁启超被认为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开山鼻祖，中国宪法学的创始人， 从他开始，“母法”观念就成为了我国宪法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宪法学盛极一时，而“母法”观念一以贯之。李三无在《宪法问题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21号，1922年11月）一文中说，宪法为“一切法律所由生”，“宪法为国家之根本大法，一切法律，俱由此生”。 如阮毅成在《从“法”说到“宪法”》（载《时代公论》第87、89号，1933年11月）一文认为：宪法与他种法律有两种关系，“一是从法的创造到法的实施的关系，二是从抽象规律到具体规律的关系”，“法律对于宪法为实施，宪法对于法律为创造”。他进一步解释说，“宪法内容，大都是概括的，亦即并不限定适用于一个最确定的具体事实，则其效力的实现，必须有待于多种其他法律，对于各个事体，再加以规定。” 屠义方在《宪政与法治》（《新政治月刊》第3卷第3期，1939年）一文中也说：“宪法是国家进行法治的一个根本大法，……一切法律必须根据宪法以制成。”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已有学者使用“母法”一词并使之与最高法或最高法律效力的概念相联系。如《中华法学杂志》第5卷第1期（1946年）发表吴绂征《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或政治社会的最高法律，这是说在创设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其效力优于一般的普通法律。” 从该文的论证逻辑看，“母法”称谓在当时已普遍使用。作者将“母法”视同为“国家或社会的最高法律”，作者强调“在创设法律规范的过程中”，且整篇文章看不到宪法对普通法律的制约与规范的论述，更没有相关制度设计来保障。可见，作者仍然仅仅意在强调“繁殖功能”。在这里，所谓宪法是最高法律或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完全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是在母与子伦理“辈份”的意义上给予承认的；而在实际上，并没有建立任何制度予以保障。我国后来的理论和实践大体都是走的这条路子。

在1949年以后，“母法”概念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母法”术语逐渐成为宪法的专门称谓，二是出现了将“母法”概念狭义化的倾向。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在宪法中通常都规定了一国的立法原则，使立法机关在日常立法活动时有所遵循；同时又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所以许多宪法学家把宪法称为‘母法’、‘最高法’，把普通法律称为‘子法’。” 在此，我们看到，（1）在宪法学中“母法”被视为宪法的专有称谓。（2）“母法”仅具有作为立法依据或立法基础的意义，完全排除了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及对普通法律的制约的意义。（3）强调“母法”“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总之，“繁殖功能”在我国1949年以后的宪法学中被片面强调，“母法”并不具有“监护功能”。所谓“母法”的“监护功能”，不过是我们时下的学者根据母子关系比附上去的。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和实践资援——我国一直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从未获得司法适用，“母法”的所谓“监护功能”在我国宪政实践中根本不存在。到目前为止，“母法”观念仍然只是在“繁殖功能”的意义上不断得到强化，其标准的文字表述是：所有法律都必须依据宪法制定。


三、“母法”观念对中国宪法之影响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红河县“六月全民义务植树月”实施细则》的通知


红政发〔2004〕25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办、局：
《红河县“六月全民义务植树月”实施细则》已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OO四年四月六日


红河县“六月全民义务植树月”实施细则

为了切实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国务院实施办法》）的规定和县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关于每年6月为全民义务植树月的决议》，把我县的义务植树月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不断改善县域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特制定如下实施细则。
一、组织领导
<一>充实和完善县绿化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县绿化委员会主任由县长担任，常务副组长由副县长担任，县政府办主任、林业局长担任副主任，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下设办事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安排布署义务植树，造林绿化规划；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组织检查验收，评比奖惩等各项工作。县属机关、人民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驻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各乡（镇）人民政府也要成立造林绿化领导小组，指定专人，组织和动员本地区，本单位公民积极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带头参加并组织领导好义务植树活动，及时解决义务植树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我县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顺利推进。
<二>切实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切实加强义务植树和造林绿化，美化环境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义务植树，造林绿化，美化环境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新闻媒体单位要及时组织宣传报道，传播经验，表扬好人好事。教育部门要在学校增设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基础知识课，加强对学生热爱一花一草一木的思想品德教育。
<三>认真核实人数，合理分配任务。国务院《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十一岁至六十岁，女十一岁至五十五岁，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均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各单位要按规定将人数据实统计上报县绿化委员会。县绿化委员会要结合各地的实际，合理安排义务植树任务。即年满十八周岁（不含在校学生和丧失劳动能力者）以上的公民，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五至十棵，十七岁以下包括在校的青少年，要根据他（她）们的实际情况，在就近开展力所能及的义务植树活动，形成人人爱林，护林，造林的良好氛围。
二、规划设计
<四>义务植树，绿化造林规划既要着眼于改善生态环境，美化靓化环境。又要从全县农村产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实际出发。以县城迤萨南北两面坡和出境公路，县乡公路，水库周边，集镇街道和周边面山为重点，合理编制义务植树，绿化造林远景规划和年度作业设计，并按规划设计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五>义务植树，造林绿化林种规划要按照适地适树的要求，合理布局树种，讲求植树实效。县城街道和周边面山以种植小叶榕、芒果、铁刀木等既有观赏价值，又有经济效益的树种和花卉为主；县境内的元阳至红河，红河至元江的油路两侧和七星寨至莲花塘，安邦至凹腰山，凹腰山至大白能，大白能至土鲁白，勐龙至甲寅新石缸，土台岔路至大龙潭公路两侧以种植印楝、攀枝花、铁刀木、芒果树为主，并构筑林带带状，美化靓化公路沿线环境；山区公路两侧和村寨周边面山以种植棕榈、竹子、樱桃树等生态林和经济林兼用树种为主，用多种花木树种点缀县域山川；水库周边以种植旱冬瓜、喜树等水源涵养树种为主，不断增强库区周边水源涵养能量。
<六>苗圃建设规划既要着眼于远景林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要结合当年义务树种，工程造林，面山绿化所需的苗木。层层建立各自的苗圃基地，形成县有苗圃中心，乡村有骨干苗圃，农民积极参与育苗的苗圃网络。分批分期培植印楝、攀枝花、铁刀木、芒果、棕榈、竹子、樱桃等速生、优质，适宜当地栽种的壮苗。争取当天出圃的苗木当天种植，努力提高苗木成活率。
<七>全民开展义务植树月活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在统一规划，统一部署，连片栽种，方便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分片包干，包栽包活，一定几年栽种，管护责任制。县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驻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要会同迤萨镇负责绿化县城道路两侧和周边面山，并按单位划分义务植树绿化区，挂牌公示责任单位和责任事项。其他乡（镇）的义务植树月活动，可根据各自的实际，划分机关单位，村委会或村民小组的义务植树区域，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月活动。
三、政策措施
<八>义务植树是法定的，无报酬的，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也是每个公民的光荣职责。要与谁造谁有的植树造林政策区别开来。不允许以年度计划造林代替义务植树，也不允许以义务植树代替年度计划造林任务。而是要在组织实施年度造林绿化的同时，组织公民全面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完成和超额完成义务植树，造林绿化双项任务。
<九>义务植树的林木，花草权属按以下规定执行：县城区内公共地段，道路两侧种植的林木、花草归城建部门所有；公路沿线种植的林木、花草即在《公路法》规定范围内的归交通部门所有；单位庭院绿化种植的林木、花草归本单位所有；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在集体土地上义务植树的林木归集体所有；鉴于县城面山的造林绿化有其特殊性，各部门在义务植树责任区内种植的林木，花草归迤萨镇或土地承包者所有；没有明确经营管理单位的，由各乡（镇）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单位所有。县人民政府将对所有者发给证书，保障其合法权益。
在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同时，提倡村民、居民、机关、学校，厂矿职工家属在房前屋后零星空地种植果树、竹、木、花草，实行谁种谁有，长期不变。
<十>义务植树的苗木，分别由县、乡林业部门，林木权属所有单位解决：县城面山的义务植树苗木，由县林业苗圃中心无偿向实施单位提供；城区道路，出境公路行道树苗由城建、交通部门自行解决，也可以委托林业部门培育，费用从城建、交通建设经费中列支；乡、村街道，公路沿线，村寨面山的义务植树苗木，由乡苗圃基地或村委会，村民小组自行解决。苗圃建设，苗木培育经费从县政府林业发展资金中予以适当补贴。
<十一>义务植树绿化区的管护，原则上由林木权属所有单位负责。鉴于县城面山绿化区的管护工作有其特殊性，聘请若干名护林员，实行专人分片管护。县城街道，出境公路行道树的管护，由城建、交通部门负责；水库周边义务植树绿化区的管护，由水利部门负责；山区公路行道树和村寨面山义务植树绿化区的管护，按属地管理原则，划归乡、村现有护林员管护，护林员的报酬由村委会或村民小组自行解决。
<十二>认真抓好森林防火工作，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制止村民在林地边缘烧地草，烧甘蔗桔杆等易燃物，严防森林火灾。对于不听劝告仍然在林地边缘烧地草引起山林火灾，导致烧死树苗，毁坏森林资源的。要按照《森林防火条例》的有关规定，严加惩处；有意偷砍盗伐林木，破坏城区道路，公路沿线行道树，风景树的，要罪加一等。严格按照《森林法》、《公路法》、《城市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严厉惩处，决不可辜息迁就。全力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
四、方法步骤
<十三>义务植树活动要结合各地的实际，采取点面结合，先易后难，由近及远的办法逐步推进。县城周边面山造林，可从南到北，从山头到山脚逐步推开，要在2—3年内绿化周边面山；城区道路或竣工投入使用的公路两侧，要在1—2年内种植行道树；乡村义务植树要从种植公路两侧行道树入手，逐步向村寨面山推进。
<十四>义务植树活动，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全面完成义务植树任务。县属机关、各部门既可以组织职工到责任区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也可以向职工收缴以资代劳绿化费，组织专业队造林。其他乡村年满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义务植树活动的，可以委托他人代劳，也可以缴纳以资代劳绿化费。
<十五>义务植树活动要按时间安排进行，按技术规程操作。技术规程分别为：县城周边，村寨面山植树间距按规划设计实施，打塘标准50mm×50mm，苗木成活率达90%以上；公路两侧行道树，打塘标准80mm×80mm，苗木成活率达95%以上，城区行道树排列按城市绿化规程操作。林业部门要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深入山头地块，指导村民适时造林，保证造林质量。
<十六>建立义务植树、绿化造林检查、验收、评比、奖惩制度。县绿化委员会要在每年末对当年义务植树完成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定期进行评比。对造林、护林成绩优异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完不成任务的单位，要追究领导责任直至完成任务；对无故不履行义务植树的单位或公民，要进行批评教育，限期补栽或经济制裁。检查验收结果要详细登记。建立义务植树，造林绿化档案。
<十七>本细则自二00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