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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宗教事务条例

（2012年11月29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信教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第三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宗教活动应当在宪法、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宗教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佛教协会、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和天主教贵州教区等区域性宗教社会组织。
　　宗教活动场所是指经依法设立和登记，供信教公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下称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
　　第五条　各宗教应当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听取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意见，协调宗教事务管理工作，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宗教事务行政管理工作的领导和宗教事务行政管理工作队伍建设，宗教事务行政管理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政管理，并接受上级宗教事务部门的指导、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有关宗教事务的行政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负责本辖区内的宗教事务工作，并接受上级宗教事务部门的指导。
　　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宗教事务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法律、法规和宗教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鼓励、支持宗教界人士和信教公民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章　　　宗教团体

　　第八条　成立宗教团体，应当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后，向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并由审查同意的宗教事务部门报上一级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宗教团体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应当向原审查、登记机关办理相关手续。
　　第九条　宗教团体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维护本团体及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按照本团体的章程开展活动；
　　（三）按照本宗教全国性宗教团体的规定认定宗教教职人员；
　　（四）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和申办以自养为目的的生产、服务业；
　　（五）对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务活动予以协调和指导；
　　（六）进行宗教文化学术研究和交流，开展宗教方面的对外友好交往；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　宗教团体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
　　（二）接受宗教事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
　　（三）团结、教育信教公民爱国守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
　　（四）依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和执行各项管理制度；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　全省性宗教团体可以设立宗教院校。设立宗教院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宗教团体举办宗教培训活动，应当在拟举办日的20日前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非宗教团体不得举办宗教培训活动。
　　第十二条　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编印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和出版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　　　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三条　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区分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制定并按照规定报国家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后施行。
　　第十四条　新建、恢复寺观教堂，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由宗教团体向拟设立寺观教堂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拟同意的，报市、州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市、州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收到报告之日起30日内，对拟同意的，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收到报告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筹备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由宗教团体向拟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拟同意的，报市、州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市、州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收到报告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并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办理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筹建事项。
　　非宗教团体不得申请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五条　经批准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建设完工后，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申请登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组织、规章制度建设等情况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宗教活动场所经登记并取得《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后，方可开展宗教活动。
　　第十六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依法应当经规划、文物、住房和城乡建设、消防、环境保护等部门审核的，应当持审核意见按照下列规定审批：
　　（一）改建或者新建的建筑物不影响宗教活动场所现有布局和功能的，由宗教活动场所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二）改建或者新建的建筑物改变宗教活动场所现有布局和功能的，由宗教活动场所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市、州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市、州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20日内，对在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对拟同意在寺观教堂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提出审核意见，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2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第十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建筑及其设施、物品属于文物的，应当按照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予以保护和管理，文物部门应当给予指导和支持。
　　第十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建立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成员经民主协商推选产生，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本场所宗教教职人员、信教公民的教育和管理；
　　（二）安排本场所的宗教活动和日常事务；
　　（三）管理、使用本场所的房屋、收入及其他财产；
　　（四）维护本场所的合法权益；
　　（五）管理本场所的其他事务。
　　第十九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安全、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环境保护和人员、资产、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尊重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习惯，进入宗教活动场所应当遵守宗教活动场所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公园、游览参观点内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教职人员及其工作人员，以及所属同一宗教的宗教教职人员、信教公民持有效证件前往宗教活动场所的，应当免收门票。

　　　　　　　　　　　　　　　　　　　　　　　　　　　　　　　　　　第四章　　　宗教教职人员

　　第二十二条　宗教教职人员的教职身份，由宗教团体按照本宗教的全国性宗教团体制定的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进行认定，并自认定之日起20日内，报相应的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宗教团体在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后，向该宗教教职人员颁发宗教教职人员证书。
　　第二十三条　宗教教职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该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团体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注销备案手续，并以适当方式公告：
　　（一）在宗教教务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被取消宗教教职身份的；
　　（二）宗教团体按照本宗教的有关规定解除宗教教职身份的；
　　（三）本人放弃或者因其他原因丧失宗教教职身份的。
　　第二十四条　未取得宗教教职人员证书或者被注销宗教教职人员证书的，不得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从事宗教教务活动。
　　第二十五条　宗教教职人员担任或者离任宗教活动场所的主要教职，应当经所在地宗教团体同意后，10日内由该宗教活动场所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宗教教职人员跨省担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宗教教职人员按照本宗教团体确定的职责和教务活动区域从事宗教活动。
　　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教务活动区域外主持宗教活动，跨县（市、区）的，由活动举办地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报活动举办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跨市、州的，由活动举办地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报活动举办地的市、州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本省宗教教职人员到外省或者外省宗教教职人员到本省主持宗教活动，应当经省宗教团体同意并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宗教教职人员一般只能担任一个宗教活动场所的主要教职。特殊情况下，需要兼任另外一个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的，应当由该宗教活动场所征得所在地宗教团体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逐级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宗教教职人员和宗教团体的专职工作人员依法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参加社会保险、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条件的，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宗教活动

　　第二十九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应当在核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或者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认可的临时地点进行，由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组织，由经认定、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人员主持。
　　第三十条　跨市、州或者县（市、区）举办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办大型宗教活动，由主办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在拟举办日的30日前，向举办地的市、州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市、州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举办大型宗教活动，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确有举办大型宗教活动的需要，并具备组织大型宗教活动的能力；
　　（二）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宗教仪轨和宗教传统习惯；
　　（三）不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
　　（四）场所建筑、设施、场地符合安全要求；
　　（五）有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应急处理预案；
　　（六）宗教团体、寺观教堂3年内举办的大型宗教活动没有不良安全信息记录。
申请举办大型宗教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经政府有关部门事先批准的，应当先经批准。
　　举办大型宗教活动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宗教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第三十一条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拟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单体造像高度（含基座）或者长度超过10米，或者群体造像数量超过10尊的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应当由全省性宗教团体向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提出意见，拟同意的，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第三十二条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以外的组织以及个人不得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设置宗教设施、接受宗教性捐献，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

　　　　　　　　　　　　　　　　　　　　　　　　　　　　　　　　　　第六章　　　宗教财产

　　第三十三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山林，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损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处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不得损毁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占有、使用的文物。
　　第三十四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拥有的房屋和使用的土地、山林，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登记手续，领取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证或者林权证书，权属变更时，应当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三十五条　因城市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设需要征收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构筑物的，征收人应当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协商，并征求有关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经各方协商同意征收的，征收人应当对被征收的房屋、构筑物予以重建，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被征收房屋、构筑物的市场评估价格予以补偿。
　　第三十六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按照宗教习惯可以接受公民自愿捐献的布施、乜贴、奉献等宗教性捐献，但是不得以任何方式索捐。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接受境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所获捐赠及合法经营收入应当用于与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社会公益事业，不得截留、私分或者挪用，并接受宗教事务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七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执行国家的财务、税收管理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减免优惠。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在每年第1季度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上1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和接受、使用捐赠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
　　第三十八条　对位于公园、游览参观点内的宗教活动场所，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协调、处理宗教活动场所与园林、文物、旅游等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

　　　　　　　　　　　　　　　　　　　　　　　　　　　　　　　　　　第七章　　　涉外宗教事务

　　第三十九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在对外交往活动中，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平等友好的原则。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对外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动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
　　第四十条　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出访或者邀请境外宗教组织、宗教人士来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外国人可以在依法登记的寺观教堂参加宗教活动。
　　外国人集体进行的宗教活动，应当在依法登记的寺观教堂或者在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指定的外国人宗教活动临时地点举行。
　　第四十二条　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来访的外国人，经全省性宗教团体邀请，可以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
　　全省性宗教团体邀请以非宗教身份入境的外国人在依法登记的寺观教堂讲经、讲道，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
　　第四十三条　外国人在本省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得成立宗教组织、建立宗教办事机构，不得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以及举办宗教培训活动，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散发宗教印刷品、宗教音像制品和进行其他非法传教活动。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改正：
　　（一）未经备案举办宗教培训活动的；
　　（二）宗教教职人员担任或者离任宗教活动场所的主要教职，跨市、州或者县（市、区）主持宗教活动未经备案的；
　　（三）本省宗教教职人员到外省或者外省宗教教职人员到本省主持宗教活动未经备案的；
　　（四）未经批准邀请以非宗教身份入境的外国人在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的。
　　第四十五条　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及宗教事务部门认可的临时地点以外组织、举行集体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六条　擅自举办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其中，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擅自举办大型宗教活动的，登记管理机关可以责令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第四十七条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教职人员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举办宗教培训，接受宗教性捐献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外国人违反本条例，宗教事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劝阻、制止；违反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或者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属于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民政、文物等有关部门职责范围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依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者办理批准事项；
　　（二）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不予查处；
　　（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居民在本省进行宗教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参照本条例第七章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2000年7月22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论绑架罪的认定
王宗光

　　　　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或满足其他不法要求为目的，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或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从绑架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及新刑法的规定看，大致可将其犯行为分成三种类型：其一是中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绑架行为；其二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绑架行为；其三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偷盗婴幼儿的绑架行为。就新刑法实施后近两年的司法实践情况看，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的绑架行为发案率较高，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及财产权利，社会危害性极大，而绑架罪后两种类型的发案率则相对较低。由于新刑法对绑架罪罪状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绑架罪时，对绑架罪构成要件的认识不尽一致，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中的疑点，对发案率较高的第一种类型绑架罪的特征与认定进行具体探讨，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一、认定绑架罪应掌握的基本准则
　　(一)确立以保护被害人人身权利为主旨的执法观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犯罪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客体是对犯罪行为本质特征的抽象概括，表明对犯罪行为否定的政治与法律评价。对某种具体犯罪本质特征及其客体的认识不同，必然影响对该种犯罪执法观的认识，影响到刑法具体打击的方向与力度。认真分析绑架罪的本质特征，树立正确的执法观，有助于统一绑架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标准。
　　绑架罪在外国刑法中又称掳人勒赎罪。由于绑架罪侵犯的客体较为广泛，既有财产权利，也有生命、健康、人身自由等人身权利，各国刑法对绑架罪规定的类属也不尽相同。在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绑架罪客体的认识有个变化发展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出台后，有的学者认为，绑架罪侵犯的主要是他人人身权利，属于侵犯人身权利方面的犯罪，因为行为人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对他人实施绑架，直接危害被害人的生命健康。也有人认为，绑架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被害人的财产权利，属于侵犯财产方面的犯罪，理由是行为人实施绑架的目的在于勒索他人钱财，而绑架则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一种手段。我国刑法和单行刑法中，对犯罪手段相同而犯罪目的不同的行为，往往以目的不同来区分犯罪的性质及其所侵犯的客体不同。1刑法修订后，基于新刑法将绑架罪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一章、绑架罪必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而只是可能侵犯的公民财产等其他权利的原因，我国刑法学界的看法又渐趋一致，认为绑架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他人人身权利，同时又可能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2，也有人认为绑架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3还有学者认为，绑架罪侵犯的客体就是他人的人身权利4。
　　笔者认为，绑架罪(第一种类型)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同时又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其中，他人的人身权利是绑架罪侵犯的主要客体，他人的财产权利则是绑架罪侵犯的次要客体。理由是，第一，虽然第一种类型绑架罪的手段行为是绑架，目的行为是勒索财物，但并非任何犯罪的性质都由目的行为决定，即并非目的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都是主要客体，当手段行为重于目的行为时，应肯定手段行为对犯罪性质的决定作用。5在绑架罪中，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麻醉等手段绑架他人，有时还造成被害人及其亲属伤亡的结果，相对于勒索钱财的后果而言，显然绑架罪手段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大。第二，在事实上，由于被害人及其亲属报案与公安机关的及时侦破，绑架罪行为人勒索钱财的目的往往难以得逞，但在破案前被害人人身权利一般已遭受严重侵犯。即在多数绑架案中，被害人人身权利已实际遭受侵犯，而其财产权利则处于可能遭受侵害的状态。两相权衡，自应以被害人人身权利作为打击绑架罪时主要考虑保护的社会关系。第三，新刑法已将绑架罪归于侵犯人身权利罪一章，表明立法者旨在主要保护绑架罪所侵犯的人身关系。当然，强调主要客体的决定作用，并非贬低次要客体的意义。事实上，如果行为伯行为不同时实际侵犯或可能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则其行为就不能成立绑架罪，而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认清了绑架罪的客体特征，有利于司法人员树立与之相适应的执法观。在司法实务中处理绑架案时，要以保护被害人人身权利为主要宗旨，准确认定绑架罪中的有关疑难问题。
　　例如，关于绑架罪的既未遂标准与犯罪中止认定问题，有观点认为，绑架罪在客观方面是复杂行为，行为人必须实施绑架他人和勒索他人财物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犯罪分子只实施了绑架行为，而由于自动放弃或者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实施勒索行为，属于绑架罪的未完成形态6，即如果绑架者尚未来得及勒索财物或自动放弃勒索财物的，其犯罪形态是犯罪未遂或犯罪中止。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点偏颇，不利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在绑架者实施了绑架行为，已对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构成了实质性侵害的情况下，不论绑架者是否实施了勒索钱财的行为，也不论勒索的财物是否到后，均应视为绑架罪的既遂。理由是：第一，符合绑架罪犯罪既遂的法定标准。所谓犯罪的既遂，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构成同一犯罪的一切构成要件。在前述行为中，行为人客观上有绑架行为，主观上有勒索钱财的目的，已完全符合绑架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至于“以勒索钱财为目的”是否要有与之对应的客观勒索行为，见认定绑架罪的主客观相结合原则部分)。第二，有利于严格保护被害人的人身权利，且符合司法实践中的一贯做法。不论是否勒索钱财，也不论财物是否到手，只要行为人一实施绑架行为，即对其以绑架罪既遂定罪，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重刑，这有利于遏制近些年来日益猖獗的绑架犯罪，有利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司法实践中的大量绑架案件，行为人绑架他人后，未及勒索财物或财物尚未到手，司法机关均以绑架罪既遂定罪，其实际效果比较理想。与绑架罪既遂相对应的是绑架罪的未遂，笔者认为，在行为人着手实施绑架行为时，如果由于被害人的反抗或者他人及时救助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使绑架没有得逞，因而未能实际控制被害人的，则构成绑架罪的未遂。前述持绑架罪客观行为是复合行为的人还认为，如果一经实施绑架行为，即使行为人幡然醒悟，自动放弃勒索钱财行为，并将被绑架者释放，也不能成立犯罪中止。这就等于否定绑架罪中犯罪中止的存在，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公正处罚。我们认为，在绑架罪中仍然在犯罪中止形态。行为人着手实施绑架行为且并未实际控制被害人时，自动中止绑架行为，停止对被害人的暴力、胁迫等犯罪行为时，应认定为绑架中止。在行为人实际控制他人以后，自动放弃勒索钱财行为并使被害人恢复自由的，应认定犯罪既遂，这可以体现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立法精神。同时，将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的行为视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在法定刑幅度内适当从轻，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二)主客观相结合原则
　　主客观相结合原则，即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主客观两方面条件。7主客观相结合原则也是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在认定绑架罪的司法实践中，同样必须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这有利于把握绑架罪的基本内涵，区分绑架罪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笔者认为在绑架罪的犯罪构成中，主客观相结合原则表现为：在客观上，行为必须有绑架他人的基本构成要件行为；在主观上是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绑架他人的基本犯罪目的。这样界定绑架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与有些学者观点不同。例如，有观点认为，绑架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勒索财物绑架他人的行为，主观上是故意，并且具有勒索财物的目的。8我们认为，绑架罪在客观上只要求具备绑架的基本构成行为即可，不能把勒索钱财也包含在客观构成要件中。道理在前文已有论述，主要考虑加强对被害人人身权利的保护，不把勒索钱财行为作为基本构成要件行为看待，在绑架者已绑架他人，但尚未勒取钱财或钱财尚未到手时，即以绑架罪既遂定罪，有利于从严惩处绑架犯罪。在主观方面，基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要求行为人主观心理必须与客观行为相对应，因此，行为人主观上只能是故意犯罪，并且具有绑架他人的犯罪目的。如此理解绑架罪主客观构成要件，可能会令人产生疑问：新刑法第239条明确规定，绑架罪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是否是绑架罪的主观构成要件目的?勒索财物的目的，按照主客观相结合原则，量刑必须有客观的构成行为与之相对应?笔者认为，新刑法关于绑架罪主观方面的特别规定，使绑架罪成为典型的目的犯。在刑法理论上，目的犯是指具有一定目的，为其特别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犯之目的，通常超越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范围，所以也叫超越的内心倾向。9还有学者认为，目的犯中包含两种目的，分别称为一般犯罪目的与特定犯罪目的，一般犯罪目的是指直接故意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希望达到的结果，特定犯罪的目的是超过故意内容所能包含的范围，独立于故意内容之外的目的。10在绑架罪的主观方面，一般犯罪目的是构成要件的，与客观上单一的绑架行为相对应，指以绑架他人为目的；特定犯罪目的是否构成要件的，刑法规定必须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由于勒索财物是目的，故现实的勒索行为并不是成立本罪的必要条件；绑架他人才是本罪必不可少的行为。?当然，强调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是绑架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之外的特定目的，并不是说此“目的”?可有可无。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没有实施勒索财物的行为，一定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具有勒索钱财的犯罪动机，否则，不能认定为绑架罪。
　　(三)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法定、罪刑均衡、适用刑法平等是新刑法明确规定的三大基本原则。在认定绑架罪的司法实践中，尤其要注意前两个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意义。
　　第一，罪刑法定原则。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法定性、合理性与明确性。其中明确性原则要求刑法首先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必须明确。我国新刑法正是将寻求犯罪构成的明确性作为其目标，在制定过程中，为排斥刑法的含混性与矛盾性作出了巨大努力。新刑法以叙明罪状的方法规定了绑架罪，基本排除了绑架罪适用中的含混性与矛盾性，但囿于条文简洁的要求，在司法适用尚难以根据条文本身区分绑架罪与其他类似犯罪。因而有必要大致区分绑架罪与相关犯罪，以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其一，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绑架罪与以索债为目的非法拘禁罪之间区别在于：1?犯罪目的不同。绑架罪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后者目的在于索债；2?犯罪人与被害人关系不同。前者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后者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3?犯罪客体不同。绑架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其中主要客体是人身权利，而后者只侵犯了他人人身权利。
　　其二，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二者不同在于：1?犯罪客体不同，绑架罪主要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而后者主要侵犯他人财产权利；2?犯罪方法不同。绑架罪必须使用暴力、胁迫、麻醉或者其他方法以实力控制他人，使人丧失自由；而后者只能用胁迫方法，既可用暴力相威胁，也可用毁坏财物、揭发隐私相威胁，但不能实际使人丧失自由，或立即使用暴力攻击他人。3?犯罪被害人不同。前者被害人有二，即被绑架者和被勒索财物者；后者被害人仅为被要挟并被勒索财物的人。
　　其三，绑架罪与抢劫罪。二者不同之处在于：1?主体范围不同。绑架罪主体只能由已满16周岁的人实施；而抢劫罪主体还可由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构成；2?犯罪对象不同。绑架罪不是向被绑架者本人勒索钱财，而是向与被绑架者有特定关系的人勒索钱财；后者则直接向被害人索取财物。3?取财的时间、地点不同。绑架者一般不可能在绑架人质的同时取得财物，也不大可能在绑架的当场获取财物。而后者则是在实施暴力等手段的当时、当场取财。
　　第二，罪刑均衡原则。新《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具基本含义就是刑事的轻重应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在认定绑架罪时，考虑到绑架罪是重罪，其起点刑就是一年有期徒刑，因此必须准确认定绑架罪，这是对绑架罪予以刑罚处罚的前提。反过来，在行为人性质不十分明确，如系绑架还是非法拘禁或敲诈勒索并难以决定时，也要凭借社会一般观念，惦量一下行为人应受刑罚处罚的轻重，以此逆推行为人行为性质的轻重。在此情况下，罪刑均衡原则其实在无形中决定着认定绑架罪时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二、绑架罪主观方面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一)如何认定绑架罪中勒索财物的犯罪目的
　　如前所述，绑架罪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且具有双重犯罪目的，“以绑架他人为目的”是绑架罪主观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是绑架罪的特殊犯罪目的，是“超过的主观要素”，客观上并不一定有相应行为与之相对应。但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仍然是成立绑架罪的必要条件。在司法实践中一定要有相关行为或证据证明该目的的存在，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绑架罪。一般而言，以下三种方式可以证明行为人具有勒索财物的犯罪目的。第一，行为人已向被绑架者的近亲或其他关系人索要过财物，因被害人亲属或关系人报案，警方及时侦破抓获犯罪人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绑架他人的犯罪目的已有了一定的客观表现，向他人索取钱财的行为证明了其主观勒索财物目的之存在；第二，行为人已向被绑架者亲属或关系人索要钱财并实际取得该财物。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充分证明了其勒索钱财犯罪目的之存在。第三，行为人绑架被害人后，警方及时介入，有行为人尚未向被害人的亲属或其他关系人勒索财物以前将其抓获。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意图勒索财物，则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绑架罪的既遂。例如，既有行为人自己意图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口供，也有同案犯或关系人、其他证人关于行为人为勒索财物而绑架他人的证人证言；行为人自己不承认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所供非法拘押他人的动机难以自圆其说，但有同案犯或关系人、其他证人关于行为人为勒索财物而绑架他人的证言，综合全案予以分析，不存在疑点，可以认定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
　　(二)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犯罪行为的认定
　　新《刑法》第238条有关非法拘禁罪的条款中规定：“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论处。在司法实践中，以索债为目的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犯罪行为有上升趋势，但由于案件本身情况的复杂，如何认定行为人以索债为目的存在较大的困难和分歧，这就涉及以索债为目的的非法拘禁罪与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罪之间的界限，因而有必要结合具体案件分析和界定“以索债为目的”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之区别，借以正确区分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
　　1?行为人主观上为了索取债务而扣押、拘禁他人，且债务又客观合法存在，应定非法拘禁罪。例如，杨某欠王某10万元人民币，到期未还。为逃债，杨某长期在外地打工不归家。王某通过各种方法打听到杨某的下落后，将自己两个弟弟召集起来，连夜赶往杨某暂住地，用绳索捆住杨某并拘押在附近的小饭馆内，然后，王某打电话威胁杨某父亲，要其立即替杨某归还10万元欠款，否则杨某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后杨某父亲报案，公安机关抓获王某及其弟弟。这是一起典型的以索债为目的而非法拘禁他人的案件。王某等人尽管在客观上实施了暴力拘押杨某的行为，与绑架罪客观要件相似，但王某等人主观上为了索还巨额欠债，并非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且被害人确实欠王某的钱，王某等人主观认识人并未发生错误，因此，对这类案件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
　　2?行为人主观上为了索取债务，但债务明显系非法债务，应定绑架罪。案例一：被告人陈某与被害人陆某赌博，陈输给陆10万人民币。后陈认为是陆某在赌具上作假，遂纠集吴某等人以做生意为名将陆某骗至某宾馆内，采用威胁、殴打等手段，逼迫陈某叫其家人送来人民币10万元。本案被司法机关定性为非法拘禁案。案例二：包某曾强奸过翁某，但翁某未报案，翁某丈夫刘某知道后，纠集顾某、陈某找到包某，由顾某冒充武警并掏出携带的手铐，共同采用语言相威胁或实施暴力等方法，以包某强奸翁某为由，迫使包应诺支付“赔偿费”24万元，并立下字据，后又要包某与其家人联系筹集钱款。当刘从包的家人处取得人民币5万元时，被公安人员当场人赃俱获。此案司法机关以绑架罪定罪。我们认为，这两个案例的共同之处于在犯罪人都以索债为目的绑架他人，但索取的“债务”均系非法债务。在案例一中，赌博本来就是一般违法行为或犯罪行为，与赌博有关的献身物均应由国家机关没收上缴国库，即使系诈赌，也不应认为赌博者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案例二涉及24万元的强奸“补偿费”，强奸行为的后果刑法有明文规定，如果造成被害人身体损害支付了医疗费的，可以认为被害人与强奸者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但案例二中不存在因强奸损伤而成立的债务关系，行为人索要的巨额“补偿费”也系非法债务。对非法债务，法律不予保护，行为人也都清楚知道或应当清楚知道非法债务的性质。故此，借口存在非法债务而以索债为目的扣押、拘禁他人的，应认定行为人主观上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定绑架罪。可见，司法机关关于案例一的定性是不正确的。
　　3?行为人主观上为了索取债务而扣押、拘禁他人，但债务关系难以查清或根本不存在，应定非法拘禁罪。例如：某甲与某乙有生意上往来，某甲卖货物给某乙，常从某乙处借款进货，某乙从某甲处购货时也常常欠某甲货款。后某甲清理货款时，发现少了人民币一万元，认为是某乙在多年经营中欠下了其一万元债务。某甲向某乙索债未果，后纠集他人将某乙拘押，勒令其家人还款。案发后查明，某甲某乙生意来往已欠，时常互欠债务，但计帐凭证不全，难以查实是否某乙欠某甲一万元人民币。在本案中，对没有证据证明的债务关系，是否一律认定债务关系不存在，对行为人以绑架罪认定?我们认为，如果有证据证明或凭常理推断是客观表象导致行为人认识错误，误以为存在债务关系，而不是借存在债务关系勒索钱财，本着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应以非法拘禁罪予以认定，对行为人从轻论处。如果以绑架罪定罪，有客观归罪之嫌，不符合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结合原则。同样，行为人主观上为索债，有证据证明债务根本不存在，行为人主观认识错误的，也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
　　4?行为人明知不存在或不可能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索债为借口扣押、拘禁他人，应定绑架罪。例如，张某为取得李某信任，让李某把单位工程转包给自己承接，花费一万元请李某吃饭。后李某因故未将工程给张某做。张某怀恨在心，纠集杨某、汤某将李某骗至某酒店内，强行扣押李某，并用暴力威胁李某，要其立即归还一万元的请客费，还逼李某打电话，要其家人送钱过来。后李家人报案，警方将张某等人抓获。在本案中，请客费按常理论，根本不能算作债务。张某等人明知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以索债为名，拘押他人，应认定其主观点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定绑架罪，但考虑本案情节，可以从轻处罚。
三、绑架罪客观方面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绑架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被绑架人的亲属或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考虑，而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绑架行为在客观方面可分成两个环节：一是对他人进行绑架，二是对被绑架人的亲属或其他人勒索财物。其中第一环节的绑架他人的行为是绑架罪构成要件中基本的犯罪行为，行为人只要实施绑架行为，而不必一定向被害人家属或其他关系人提出勒索财物的要求才能构成犯罪既遂。第二环节是绑架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超过要素。该行为实施与否对构成绑架罪既遂没有影响，但可以影响到绑架罪犯罪情节的轻重，并对量刑产生作用。绑架罪客观构成要件与抢劫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客观方面有诸多交叉之处，如绑架罪与抢劫罪客观方面都实施暴力、胁迫或麻醉方法，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客观方面都可能使用暴力相威胁，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客观方面都对被害人实施了非法扣押、拘禁行为等，但绑架罪与这些类似犯罪有质的不同，司法实践中必须准确加以区分。这是绑架罪客观方面认定中的难点。
　　在区分绑架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等相似犯罪过程中，一定要牢牢地把握绑架罪客观方面的显著特征，抓住绑架罪客观犯罪构成的特殊性。在此，应对绑架罪客观方面两个特征再作说明：第一，绑架手段的多样性。绑架方法一般包括暴力、胁迫或麻醉方法。也有人认为，绑架方法表现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其中“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胁迫以外的方法，如利用药物、醉酒等方法使被害人处于昏睡、错迷状态等。?还有人认为，使用引诱、欺骗、以揭发隐私相要挟也是绑架罪的客观手段。?在本案中，被告人以归还欠款为名诱骗被害人至被绑架地，使用了欺骗方法，也是绑架罪的客观手段之一。总之，使人丧失自由的一切方法都包含在绑架手段之一。第二，勒索财物对象的特定性。行为人必须对被绑架人的近亲或其他人勒索财物。这里的“其他人”，包括单位与国家。他们之所以交出财物或满足行为人的其他不法要求，是因为担心被绑架人的安危而“赎回”被绑架人。因此，如果行为人绑架他人是为了直接向被绑架人索取财物，则不构成本罪，而构成抢劫罪。?台湾学者林山田也指出，掳人勒赎罪(台湾刑法中称绑架罪为掳人勒赎罪)中的勒赎系指勒令被掳者之亲友提供金钱，或其他财物以赎取被掳者之生命或身体自由?在绑架者绑架被害人并直接向被害人勒索钱财的情况下，刚好符合抢劫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财物的主客观特征，构成抢劫罪。当然，绑架罪中犯罪人向被害人亲人或其他关系人勒索钱财，其表现方法也不拘一格，既可以由犯罪人直接与被害人亲友或其他关系人联系取财，也可以由犯罪人逼迫被害人向其亲友等人联系取财，还可由犯罪人通过其他熟人与被害人亲友联系勒索财物，这些都不影响绑架罪的成立。
　　(作者单位：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注：
　　1见周道鸾著《单行刑法与司法适用》第20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278分别见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837页，第39页、第831—838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3见杨春洗、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论》第4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分别见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467页、第468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
　　5?见张明楷《论绑架勒索罪》，载《法商研究》1996年第1期。
　　6见孙光骏、李希慧著《论绑架勒索罪的几个问题》，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1期。
　　910分别见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第226页、229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有学者将目的犯中刑法标明的目的称为犯罪动机，其实正确区分了特定犯罪中的目和动机。参见陈立《略论我国刑法的目的犯》，载《法学杂志》1989年第4期。
　　?见陈正清《试论绑架勒索罪》，载《中国政法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第63页。
　　?见张明著《刑法学》(下)第715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见林山田著《刑法特论》第393页，台湾三民书局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