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22号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01 04:23:06 浏览:9054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22号
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22号
海关总署2011年3月23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省离岛旅客免税购物监管暂行办法》（海关总署公告2011年第20号），其中规定离岛旅客购买单价在5000元以上的免税品，海关以依法确定的完税价格计征税款。根据海关总署2007年第25号公告的相关规定，对离岛旅客购买单价5000元以上的商品，海关以离岛免税商店商品零售价格作为完税价格计征税款。
特此公告。
二○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本人于2005-10-29发表在贵站上的译文《美国诉微软案》，现又进行了编排和补充并发表！
美国诉微软案（最后修订稿）
[美] 查尔斯.F.儒勒著
宋飞 译
（本文译自《法律界名人英语经典演说辞》 项阳编著（5元丛书第五辑 主编 马德高 张晓博 范希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谢谢你，迪克。很荣幸应邀在城市俱乐部演讲。我今天下午的主题是微软。
尽管微软的问题可能不明显，但美国司法部和几个州（包括克利夫兰所在的俄亥俄州）己经创立抵制微软的反托拉斯（即反垄断，译者注）集团，因此在此提及还是相当合适的。毕竟，克利夫兰这座城市已经尝到了参与反托拉斯斗争的甜头。然而，这个最先进的反托拉斯大集团己经吸引着不止一位观众的眼球，或者说它还在美国产业届占有非常重要的席位。电脑在工业上的风险是巨大的，而且其收效也将通过电脑影响到每一个商家和私人。但如果政府能利用反托拉斯问题开展和促进反托拉斯立法的出台和舆论宣传从而使得更具有打击性的法规显著地增强反托拉斯执行者和法院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这也是同样重要的。
微软的成功
在审查微软和它在美国工业中的分支机构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它是如何成为司法部的打击对象。仅在20年前，还没人听说过微软。接着，竞争的“威胁”者是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即使是像Xerox（复印）这样的全国最大的公司也无力与IBM相抗衡。政府和原告的律师已用20年时间试图证实IBM的成功是由于它违反了反托拉斯法。但是我敢断言，万一发生一个接一个的情况使法院发现比微软公司被指控的事项更具有排他性的行为，当这些行为是竞争的侵略者时时，IBM已算不上违反反托拉斯法。
尽管IBM最终胜诉，这场诉讼对它来说并非儿戏。而且它减缓了电脑走进千家万户的速度。利用新技术和IBM的反映迟钝，一个新生的微软公司发行了它们为IBM的个人电脑（PC）所制作的标准操作系统。但是，它（IBM）并不像汤姆.华生大叔那样将位置拱手让给微软。在微软扩张的每一步上，微软公司都不得不为它所进行的侵略性的扩张付出代价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它时常与更大和更高级的公司，包括IBM本身相对抗。微软的成功是以其挣到了钱的老套子到来的。
自始自终，微软公司都是根据一个四部分的战略计划在经营着。
首先，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一直以最低价在市场上销售。它的操作系统的价格在整个90年代大致保持不变，而与此同时那些其他公司的操作系统却又复杂，功能性又麻烦。
第二，微软公司与第三方的软件开发商通力合作，帮助他们征订自己的操作系统。反过来，当软件开发商表示需要操作系统的配套服务之时，比如，需要联网时，微软就将其上网功能加以融入作为回谢。结果，windows（微软产品名）的订单比其它任何公司的操作系统都多，消费者甚至认为windows更值得一用。
第三，微软公司对其操作系统的“可触、可视和多功能”的保证是一视同仁的。当消费者为在一台个人电脑安装视窗而发愁时，windows的详细说明帮人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成千上万的软件开发商给windows下订单时，微软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提供与他们的程序相配的不同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
第四，微软公司从不依仗它所获得得荣誉--它的座右铭是“不改革就意味着死亡”。它坚定不移地努力升级其操作系统，给软件开发商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器，为消费者研究最新科技，使电脑操作尽可能更容易、产品尽可能更便宜，更能给大众带来快乐。
政府的审查
既然经营策略听上去就是竞争的致胜法宝，那么它对微软的竞争对手则是一剂毒药，虽然它的确给消费者带来实惠。况且，如果说你手上有一份历时20年的反托拉斯诉讼的最终判决，那么它就是保护竞争和消费者利益，而不是保护竞争商家本身。
虽然如此，当前反托拉斯集团毕竟还是对微软的经营策略构成直接挑战。具体说来，微软为征订上网的消费者和软件开发商提供方便，政府正对却对其服务构成威胁。
你看，无论微软的操作系统保存在软盘、私人电脑的硬盘或局域网上，它最初的一个功能都是能够查询、恢复和显示信息。如今，互联网已成为领导世界潮流的数据库，而微软、也包括其它每个出版商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将操作系统的机能扩展到网页上去。
对依赖操作系统服务器的软件开发商来说，微软将上网功能纳入其操作系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方的订单越来越多是冲着能上网来的。例如，有的订购商要求征订有规定的截止日期、能用互联网的“超文本标识语言”（HTML）建立和发送文件以及混合语种的产品。如果操作系统不能提供此种机能，那么各个软件开发商就会不得不征订其它公司机能效率明显低下的替代版本。
至于个人电脑的使用者，微软使他能在windows上上网浏览网页，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科技需求，这对其经营战略来说无疑是一种有效方法。而且在下个月，微软将对windows98进行改良，以使上网机能更紧密地融入操作系统，另外它还雇用单一范例以使用户能搜索到更多的信息，无论是在局域网还是在互联网上。这两种方式进一步增强了微软的操作系统机能的效率，使消费者的利益得到更多维护。这些举措看上去对竞争、改革以及消费者都是有利的，不是吗？
那么好，不透过奇妙境界（Wonderland，华盛顿特区的谐音，译者注）的耀眼玻璃来看，这显然是件好事。微软使个人电脑容户用windows就能轻松上网来浏览网页，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很吸引人的。可恰恰很有意思的是，根据反托拉斯集团的控诉，仿佛这层修饰外壳一剥去，其内核就是政府要审查的前提。
政府承认电脑市场已发生巨变，微软也对改革作了主要贡献。但政府显然更相信，微软将互联网机能融入windows这一举措，已经威胁到一位“世人皆知、举世瞩目”的官员（谢尔曼），他已公布了一部维护消费者长期的最大利益和综合调整消费者短期利益的市场化法令。反托拉斯集团为使其市场作用“重演”，以使Netscape（网境）公司的技术胜过微软，其实施者就要求法院站在Netscape公司的角度来对微软的行为加以干预。
无庸置疑，政府不会想《皇帝的新衣》中描述的那样去办事。毕竟，皇帝也不喜欢听“他没穿衣服”之类的话。而且，正如寓言中所说的，政府好像遗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它抵制微软公司的事实是无可遮蔽的。既然如此，透明的布对一丝不挂的皇帝的遮掩就包括以下五点内容：第一，一些从微软的内部文件中抄来的添油加醋的摘录；第二，1995年微软邀请Netscape瓜分浏览器市场，在遭拒绝后，把Netscape的份额一点不剩地逐出市场的事实辩护；第三，微软公司“泄漏”Internet Explorer（互联网探险家）的秘密的事实；第四，一些被几个月前微软公司撇下的签有互易合同的供应商的证词；第五，微软发给个人电脑制造商的许可证，它保证在第一时间微软的“桌面”或用户端口会出现在屏幕上。
审查方的示弱
我不想用一个详细的法律解释来辩解为什么异同，反正这些情形都算作是符合反托拉斯的。我更愿意只对政府在此案上的软弱作一些观察。随着审判程序的展开，政府的软弱表现就变得越来越显现。
首先，作为一个前提，政府必须证明微软掌握“垄断大权”。即使如今windows是以一个大分例安装在进口的个人电脑上的，政府要证明这个审查要素也是难以确认的。事实上，它也是存在疑义的。随着电脑技术的迅速发展，windows替代品的时机和潜在数量也是很多的--例如，其它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如OS／2，Linux，Apple的微机和“Net 电脑”，以及基于家用电脑而安装的所有旨在阻止微软通过“涨价或排斥竞争者”的方式确立垄断大权而存在的大公司，它们都可以替代windows。
第二，即使一个公司掌握垄断大权，那也不是通过它本身而构成违法的。当垄断行为没有调整为合法，但是构成对单个竞争者的侵权，法律也只会判成垄断行为。简言之，即使消费者不买竞争激烈的老式猫登（调制解调器），生产一种更好的鼠标也是合法的；但给生产鼠标的竞争厂家做虚假广告却是不合法的。根据有关判例法，一个垄断商，只要它避免了以下两种行为：一）排斥市场竞争二）没有进行合法的商业（效率）调整，那么它就可以自由地进行扩张。
根据这一标准，证言的软弱无力就如皇帝的透明新衣一样，是显而易见的。我在首段话中断言的万一发生的每一种情况，事实上每一种情况至少都有些根据，每一种情况的实践已表明：如果效率调整没有排斥竞争倾向，一点也不违法。简洁地说：正如我已解释的那样，上网功能与windows的融为一体是成功和不可避免的。消费者和独立经营的软件开发商需要它这样，每一个商业操作系统的发行者现在也在外销它的带有上网功能的操作系统。再者，无论是上网功能与windows的融为一体，还是微软授予个人电脑生产厂商的生产许可，都不能阻止厂商或消费者（用户）在个人电脑上安装第三方的网页浏览器。的确，微软与独立经营的网页浏览器开发商（包括Netscape公司）的合作，都旨在保证他们的软件能在windows上运行良好。
在过去，微软与它为推销windows而选定的少部分互联网服务器供应商及互联网内容供应商的协议，要求供应商只推销它的网页浏览器。这种供应是典型的互销合同，并且也是有意保护微软的善意。假使这些有限数量的供应商进行供应而事实上他们自由支配其它网页浏览器，这一供应对竞争的影响将减为最小。几个月前，那些供应停止了。现在，微软的合作推销商只能被迫以不少于其它相竞争的软件的数量来推销IE（互联网探险家）。
增量发行IE不算抢他人的生意扩张掠夺。微软对windows的所有特性并不个别负责。而且，Netscape对增量发行网页浏览器的举措早已有先例。事实上，增量发行网页浏览器的理由完全是发行商期望从像服务器、相关服务和广告这样的附带产品上创收。
自从windows95发行之后，“桌面”或图形似的用户端口已经成为微软操作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桌面”是当消费者和软件开发商购买windows95时所期待获得的东西。“初始屏幕”的需求简直就保存着全部操作系统的诚信。它防止“中间商”似的发行人（包括个人电脑生产商）未获微软授权删除微软桌面（或任何其它性能）或用一些非windows的端口替代它。你想《纽约时代周刊》会允许《华尔街周报》替代它的标题版吗？当然不会。如果生产消费品的厂家不能保证产品对消费者的诚信，商标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我们的经济也会远远地失去活力。
第三，在一次试图以缺乏证据掩盖微软参与的违法“卑劣行为”的辩护后，控诉方引用了几个从数百万页有关微软的内部文件中精选出的词藻华丽的摘录。然而，当谈起这些摘要的来龙去脉，它们远比控诉使他们辩护遮掩更无害。此外，从其来龙去脉上看，摘要甚至还更糟地表明微软想要消费者使用它的上网功能胜过Navigator（航海家）的以及它对用“经济杠杆”调控其操作系统以完成指标感兴趣。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商人们是不会用诸如“杠杆”这样的法律术语。在正规商业用语中，“杠杆”一词的言外之意倒仅仅是赞誉公司在利用固有优势时竞争得手之意。
对微软幸运的是，如今的法院未必就被商人们那带有攻击性的词藻所蒙蔽。在最近几年，一个又一个法院都指出，微软的竞争对手们无论在卖力的优势竞争上还是在参与非法的排斥竞争活动中，都有使用带攻击性的词藻的倾向，试图将根据文件中所透露的一点排斥竞争的行为与傻瓜似的排斥竞争相区别。再说近一点，为了良心和消费者能理解，我们希望要竞争对手们把彼此看成战场上的敌人。
第四，控诉方最有煽动性的证言--是微软想让Netscape同意瓜分浏览器市场--这简直掩盖了事实。在微软承认它会同Netscape在1995年年中讨论的两公司在一些领域合作而在其他许多领域竞争的战略联盟问题的同时，它也承认会议是Netscape安排的。另外，虽然那些会议已成为公众一时炒作的一个话题，但微软突然沦为Netscape的帮凶，要和Netscape瓜分市场，只是在最后几个月内才那样。这个见解看起来易被置疑，就像它以一个竞争者的公敌身份而出现。政府的诉讼是为Netscape的利益而设计的。
最后，证据的分量不足将驳斥那些明显基于辩护而为自己服务的口供。但是，为了你们那些想对（本案）有个了解的人考虑，我建议你们读读1995年加快网络发展步伐会议上公布的记录--Netscape的家事和它如何靠约书亚.奎特尼和迈克尔.斯拉塔奈来挑战微软。明显偏袒Netscape和完全接触Netscape人事（包括起诉书的来源）的作者们，使它在1995年Netscape公司建议书明确和在出于Netscape避免与微软竞争的想法中出现。没有迹象表明微软计划瓜分市场或参加其它任何越过董事级以上的会议。
作为产业政策的反托拉斯
那么，反托拉斯集团只是在一些可怕的误会上抵制微软吗？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一旦政府认识到微软对所有被断言的情况--那些实际上至少发生过的情况--都有合法调整之时--司法部和各州将承认他们的错误并转向告发实际上威胁消费者的行为呢？不要指望会这样！毕竟，司法部已对这些可能情况调查多年。我不相信，不相信司法部和各州检察官大致认识到微软的行为违反了现行的反托拉斯法，他们的目的不是用判例去创造新的法律和通过这一过程在反托拉斯法的保护下扩大法院的调整职权。这恰好不在他们为那个目的而做广告的战略兴趣之列。
除去告诫，他们的真实动机是对政府空前的无法可依祈求慰藉。三个高度规范化的救济留在这些祈祷者心中。
首先，司法部要法院防止微软用它的知识产权阻止“其他人”去更新视屏、对任何微软的操作系统进行次序重组或性能调整。这是在它最糟的情况下必须授予的许可。如果得到了慰藉，不退换将是消费者独有的保护--它可能会说windows在机箱里，但谁知道里面是什么。消费者（用户）和软件开发商对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的渴望将会化为泡影。个人电脑制造商和竞争对手们将会在好的有创造性的操作系统上自由地利用微软的巨资成果。这样，为知识产权而投资的动机将会被破坏。
第二，恳切的慰藉会给个人电脑厂家授予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在微软的操作系统上上网的自由权，而且微软将不得不给选择操作系统的厂家一个灵活的折价。谁将最终确定折扣的的大小呢？当然是司法部和法院，这样，政府收回由微软来调价的权力。如果你认为电话管理价高且效率低，就等着法院来为它定价吧。
第三，也许它还是最吸引人的，我和政府并不是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微软如果想继续将上网功能纳入它的操作系统--并对招徕顾客购买操作系统无多大信心的话，它就必须--“微软也”必须将Netscape的互联网浏览器的最新版纳入操作系统。在政府寻找到一家公司免费地支配一个竞争商的特效产品之前，绝不是这个意思。非常狭隘的“必须装备”主义的确提供了给必需设备的所有者一个慰藉的基石。但司法部已明确表态，它并非想证明微软操作系统是一个必需设备，法院也在知识产权角度避免运用这一主义。再者，就算按“必须装备”主义来讲，设备的所有者也有权享有对被赔偿提供断口的赔偿。比尔.巴克斯特，反托拉斯分会的前任首脑和《美国电信公司法》之父，最近简略引用了一段话作为资证：“选出一家私人公司作为这样一项反托拉斯法救济的对象，是快疯了的表现。”我同意上述这段话......我期待着“快”的到来。
对我来说，这位祈求慰藉的“疯子”是司法部和政府（国会）到目前还在对未试验的法律和经济理论进行考验的结果。微软已经被断言进行一些“排斥竞争的”或“充满掠夺的”被外科手术禁止的试验，这样的试验不止一件。这是所有正在进行的排除光亮测试。法院已用将近25年区分是“排斥竞争”还是“充满掠夺的”的行为。如果用所有其它行为中的一种以垄断大权进行，它将是非法的。如果政府胜诉，轻微的或存在对这一行为有效的情有可原，排斥作用的行为将不再足以节省司法详审和判决的行为。
很坦率地讲，政府的反托拉斯集团是一个试图将反托拉斯法切换到一个广阔的文书以坚持产业政策的勇士。如果消费者作出例如在操作系统上使用综合的、技术优越的上网功能而不使用独立网页浏览器的抉择，这将威胁从而导致市场采用技术或者采用政府己规定的不合需要的标准，政府将运用反托拉斯法重新引导市场。这简直不是法律明文要求做和法律被理解的。事实上，在司法部和各州签署他们的投诉书不到两周之前，请求D.C电路的联邦法院驳回了与司法部的微软存在的法令，不能被认作需要微软允许个人电脑生产商删除或隐藏windows98的上网功能，随着法院的订单被有先见之明地记录在案，对微软强行征税会置“法官与法律于一个不熟电脑设计者欢迎的地位”。显然，政府不会选择“不”作为回答。
论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
滕传枢 蒋世祥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尚属空白。然而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在当前社会中却普遍存在。其中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即应当构成犯罪的亦时有发生。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及社会舆论都要求给予惩罚，但却无法可依。其结果在实践中要么用别的罪名惩罚，造成此罪与彼罪混淆；要么只好放纵犯罪。因此对破坏计划生育的社会现象从刑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建议增设“破坏计划生育罪”这一新的罪名，成为当前刑事立法及法学研究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一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人口已突破50亿，控制人口已成为人类世界面临的几大难题之一。由于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同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保持社会安定（如教育、就业、住房、耕地、文化、卫生、科学、能源、环保、生态、治安等）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人类社会已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这一巨大危机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的增长。早在本世纪初，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就已经进行控制人口的宣传，召开国际性节育会议，成立国际性节育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问题进一步引起工业发达国家的关注及联合国的重视。到七十年代，节育活动已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开展起来了。到了八十年代，据联合国的调查，158个国家中，118个国家制订了支持家庭计划的政策。但各国的节育率差别很大。目前发达国家的节育率为70%左右，出生率平均为16%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节育率只有20%左右，出生率平均为34%左右（数据引自《计划生育手册》1986版第9页）。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增长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30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及其他原因，出生了6亿多人口，除去死亡，净增4.3亿人，是旧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中增加人口（1.3亿）的三倍多（数据引自《计划生育手册》第448页）。因此，中共中央在1980年9月25日《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又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1980年的新婚姻法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从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供人口素质，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且必将推行到长远的历史时期。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由此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即国家各级政府领导和管理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权利和每个公民遵守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法令的义务。这就是计划生育法律关系。调整这样一种法律关系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近几年来，除了计划剩余的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外。各级地方人大也制定了 一些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但从全国范围看，尚没有“计划生育法”的法律即其配套法规。刑法中也没有调整计划生育方面的条文。这些都急待于立法工作的解决。本文只试从刑法法律规范角度进行调整作一粗浅论述，以供立法参考。
几年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多。建国以来经历了几次生育高峰期，加之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因经济文化落后而面临的种种复杂情况，使这一工作的难度很大。在此情况下，还有少数不法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就更加影响了这项工作的正常进行。目前，我国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4次人口生育高峰期，预计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其特点是持续时间最长，育龄人口最多，控制人口增长的难度最大。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关系现代化建设大业及中华民族的兴衰未来的问题上，这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之严重是不待自言的，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的刑法调整成为必需和必然，也就毋庸置疑了。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谓社会危害性也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同一种行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到了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反之亦然，例如妊娠妇女的自愿堕胎行为，在过去许多国家包括旧中国的法律中都被规定为犯罪。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人口问题还不十分突出。，医疗条件很差，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所以也认为是有社会危害性的。但是在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医疗条件改善，特别是当今人口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时，就需要大力进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增长。这时如果反过来超计划生育，破坏计划生育的推行，就对社会产生了危害性，情节和后果严重的，就应当构成犯罪。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和刑罚处罚。否则，将导致网络一面放纵犯罪，甚至造成司法工作的混乱。
二
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表现多种多样，处理育龄夫妇采取种种违法手段造成自己超声以外。对社会危害更为严重的则是由于少数不法的破坏活动造成其他育龄夫妇多人超声超怀。如私自给一些育龄夫妇作假结扎手续，出具或出售各种假证明，或证明其已作绝育手术，或证明其第一胎婴儿系疾婴，或将汉族更改为少数民族等，致使一些不符合生育第二胎条件的夫妇超生。与此同时，有些不法分子或从中牟利获取钱财，或调戏、侮辱、强奸妇女，或因粗野方法伤害妇女身体，这些行为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行。为此，在一些政策性规定中，对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规定了要追究责任和给予处罚。但是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一件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3年12月10日下达的《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除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分子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指出：“近几年来，有些地方不断发生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生育的事件。……对于群众中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计划生育，但没有进行违反犯罪活动的，应着重进行批评教育，促使他们停止和改正。对于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依法惩处：
一 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或者借摘除节育环对妇女进行调戏、侮辱的，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酌情予以行政拘留、罚款，或者收容劳动教养，并没收其非法所得的财物及违法活动用具；
二 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方法粗野，伤害妇女身体的，依照刑法规定的伤害罪惩处；
三 对于借摘除节育环，强行奸污妇女的，依照刑法规定的强奸罪惩处；
四 数人合伙私自为多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妨害计划生育工作的，对首要分子依照刑法规定的扰乱社会秩序罪惩处；
五 以造谣、欺骗手段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骗取大量财物的，依照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惩处；
六 借摘除节育环调戏、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规定流氓罪惩处。”
这一《通知》的下达，无疑对打击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起来积极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立法角度和司法实践考察，《通知》显然不能解决对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而且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导致了下述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 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放纵了犯罪。由于刑法没有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通知》只能将追究刑事责任限制在“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范围内。首先，《通知》把破坏计划生育的范围缩小成了仅是“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如果是采取其他方法。比如搞假结扎等，就不在“惩处”的范围内了。其次，这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是指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已有明文规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并未包括法律尚未规定的“破坏计划生育罪”在内。如果没有触犯已有罪名的，当然也不在“惩处”之列，这样范围就更小了。《通知》中“对于群众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进行计划生育，但没有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应着重进行批评教育”这一段话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既然实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宪法和法律都有明确规定”，那么私自取环，影响计划生育推行的行为，必然是违法行为，其中危害严重的就是犯罪行为。哪会存在“但没有进行违法犯罪的”情况呢？
再从《通知》的具体条文看，也是难以对有关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定性和处罚的。例如按《通知》的第二点，前提是以牟利为目的（主观要件），如果并非以牟利为目的，哪怕私自取环方法粗野伤害了妇女身体的，也定不了伤害罪。即使以牟利为目的，也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还是过失伤害的问题的。一般讲，以牟利为目的取环伤害了妇女身体的，其主观上并无伤害之故意，那么按照过失伤害，必须达到重伤以上才能定罪。这显然畸轻了。再如按《通知》的第五点，其诈骗数额要是达不到“较大”或“巨大”的，无理由按诈骗定罪。即使达到，如果没有诈骗情节及手段的，也无法以诈骗定罪。而现实中私自取环者即使牟利，采取造谣和欺骗手段的少见。多数付酬者系自愿。除此而外，按《通知》中的其他条款执行，也存在类似上述难以定罪的情况，如果不法分子在私自奇幻时并非以牟利为目的，也未调戏侮辱妇女的，则连治安处罚和劳动教养都处罚不了。
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一些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的犯罪分子侥幸地逃脱法网，导致刑法不能发挥惩罚犯罪的作用。而且会使一些不法分子及少数落后群众误认为法律无能，以致有的人将会重蹈覆辙或变本加厉，给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更大的阻力。
第二 混淆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导致司法中的混乱现象。由于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分子给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造成严重危害，所以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以及社会舆论都要去给予刑罚处罚，否则难以平民愤。然而刑法中又没有这一罪名，于是有些司法人员就只好根据《通知》精神寻找一个可以“挂上号” 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判决中就难免出现只要获取财物的，不管数额大小和有无诈骗情节均按诈骗定罪。过失伤害的按故意伤害定罪，通奸的按强奸定罪，并未破坏公共秩序的按流氓定罪等情况。结果，法理上说不通，被告人不服判。上诉申诉案增多，司法人员陷入“不判不合法，判了也不合法”的矛盾之中。
下面且以贵州省的三案为例说明。
案例一 被告人毛莲凤，在1977年至1982年间，先后在本区的三个乡域内，为23名育龄妇女私自摘除节育环，致超声小孩19名，共获取现金一百余元及数十斤粮食。被县人民法院以诈骗判处有期徒刑9年，上诉后，被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4年。
案例二 被告人洪莲芝，在1981年1983年间，先后在其本乡域内给9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致超生小孩7名。由于被告人为获取财物，故被县人民检察院以妨碍公务罪起诉，县法院感到难以定性，将该案上报上级法院审定。因无法律依据，省高级法院认定该被告无罪，被告即被无罪释放。
案例三 被告人赵举武等4人系乡级卫生院医生。自1983年以来，利用工作之便，用在结扎部位轻轻划破弄皮或贴上胶布等手段，先后给16个乡镇的群众作假结扎手术和出具假结扎证明622例，索取现金3万多元和大量财物。致使220名育龄妇女超生 人超怀。县人民法院于1988年对被告人赵举武等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6年、2年、1年。
这三个案例都是按照现行刑法即《通知》的解释判决的，但却产生了以下三个应予质疑的问题：
1、案例一与案例二被告人的行为同样是破坏计划生育的非法取环（致超生人数有差别，但影响不到定性），仅因为百余元现金获得与否。却产生了“质”的差异，一个有罪，一个无罪，为什么？
2、案例一与案例三之被告虽获取现金及财物，但并未用虚构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即根本不具备诈骗罪的特征，还有案例一的被告所获之财物并未达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却均以诈骗定罪科刑。为什么？
3、案例一与案例三既然均以诈骗定罪，当然应依据所“骗”数额之大小量刑，然而两案数额相差300余倍，处刑却只相差不到1倍，为什么？
按照现行法律，这些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其根本原因就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破坏计划生育之犯罪而刑法上是空白这一矛盾所致。如果在刑法中规定了破坏计划生育的罪名，则上述问题及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了：
1、上述三案例的被告人之行为均构成破坏计划生育罪，至于量刑应根据危害程度之大小（如超生人数的多少极其他情节）有所区别。
2、案例三的4名被告人的行为同时触犯受贿罪的罪名（案例一的被告不属受贿罪主体，不构成犯罪），应按牵连犯罪的原则（重罪吸收轻罪）处理，根本不发生构成诈骗罪的问题。
三
如果在刑法中增设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对该罪的概念、法条构成及处理可作如下表述和解释。
破坏计划生育罪，是指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作假绝育手术，出具假绝育证明或者用其他方法破坏国家计划声音工作推行的行为。
法条可这样设立：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作假绝育手术，出具假绝育证明或者其他方法破坏国家计划生育工作推行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破坏计划生育罪侵犯的往往是复杂客体：既侵犯国家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也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还可能侵犯公民的财产和妇女的人身权利。但主要侵犯的是前一客体，所以它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同类客体应当是社会管理秩序，即应归入刑法分则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至于动机则可能是多种多样，比如牟利、调戏或奸污妇女等，并不影响构成本罪。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只要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犯此罪的，应从重处罚。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破坏计划生育的各种行为。例如：为多名（一般指3名以上）育龄妇女非法取环，作假绝育手术或出具假绝育证明，出具或出售其他各种破坏计划生育的假证明、工具、材料等。至于是否导致超生超怀，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只要实施终了上述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就是犯罪既遂，致超生超怀的人数多少，则作为量刑的从重从轻情节考虑。所谓“情节严重的”指致使育龄妇女超生超怀30名以上，或者同时索取大量钱财，调戏、侮辱、伤害、奸污妇女而又未构成数罪的，或者影响特别恶劣的其他情况，如果是在实施破坏计划生育罪的同时又触犯其他罪名（如索贿、受贿、流氓、诈骗、强奸、伤害、妨碍公务、扰乱社会秩序等）的，属一个故意一个行为，则按牵连犯罪的原则处理；如属两个以上故意与两个以上行为的，则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如果是伤害、杀害或诬陷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是育龄夫妇为自己超声而溺婴、弃婴，或者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大面积超生的，则按照刑法有关的条款定罪，如伤害罪、杀人罪、诬陷罪、遗弃罪、渎职罪等，而不定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
处理破坏计划生育的案件，要注意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推行计划生育主要依靠对群众进行普及的宣传和教育，使群众自愿地采取节育措施。因此，除行为构成犯罪的以外，对一般违法行为，如育龄夫妇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采取种种违法手段以达到自己超生的目的，虽也萦系那个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行，但尚不足以构成犯罪，应按照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性规定或地方性法规，酌情给予党纪、政纪及其他处分。
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对立法、司法，包括对破坏计划生育的违法犯罪的法律调整，有待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及法学、司法工作者的努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理论上深入研究和升华，以趋逐步健全和完善。我们认为，现在把这项工作提到国家的立法日程上，既是需要也有可能了。不仅是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也是健全法制的需要；既有十年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也有人们十年认识的思想基础和承受能力。深信，我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实现人口增长同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完全适应，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在全人类共同奋斗的这样一项宏伟事业中，法律必将起到它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
1988-09-10 与蒋世祥合撰于贵阳
美国诉微软案（最后修订稿）
[美] 查尔斯.F.儒勒著
宋飞 译
（本文译自《法律界名人英语经典演说辞》 项阳编著（5元丛书第五辑 主编 马德高 张晓博 范希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谢谢你，迪克。很荣幸应邀在城市俱乐部演讲。我今天下午的主题是微软。
尽管微软的问题可能不明显，但美国司法部和几个州（包括克利夫兰所在的俄亥俄州）己经创立抵制微软的反托拉斯（即反垄断，译者注）集团，因此在此提及还是相当合适的。毕竟，克利夫兰这座城市已经尝到了参与反托拉斯斗争的甜头。然而，这个最先进的反托拉斯大集团己经吸引着不止一位观众的眼球，或者说它还在美国产业届占有非常重要的席位。电脑在工业上的风险是巨大的，而且其收效也将通过电脑影响到每一个商家和私人。但如果政府能利用反托拉斯问题开展和促进反托拉斯立法的出台和舆论宣传从而使得更具有打击性的法规显著地增强反托拉斯执行者和法院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这也是同样重要的。
微软的成功
在审查微软和它在美国工业中的分支机构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它是如何成为司法部的打击对象。仅在20年前，还没人听说过微软。接着，竞争的“威胁”者是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即使是像Xerox（复印）这样的全国最大的公司也无力与IBM相抗衡。政府和原告的律师已用20年时间试图证实IBM的成功是由于它违反了反托拉斯法。但是我敢断言，万一发生一个接一个的情况使法院发现比微软公司被指控的事项更具有排他性的行为，当这些行为是竞争的侵略者时时，IBM已算不上违反反托拉斯法。
尽管IBM最终胜诉，这场诉讼对它来说并非儿戏。而且它减缓了电脑走进千家万户的速度。利用新技术和IBM的反映迟钝，一个新生的微软公司发行了它们为IBM的个人电脑（PC）所制作的标准操作系统。但是，它（IBM）并不像汤姆.华生大叔那样将位置拱手让给微软。在微软扩张的每一步上，微软公司都不得不为它所进行的侵略性的扩张付出代价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它时常与更大和更高级的公司，包括IBM本身相对抗。微软的成功是以其挣到了钱的老套子到来的。
自始自终，微软公司都是根据一个四部分的战略计划在经营着。
首先，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一直以最低价在市场上销售。它的操作系统的价格在整个90年代大致保持不变，而与此同时那些其他公司的操作系统却又复杂，功能性又麻烦。
第二，微软公司与第三方的软件开发商通力合作，帮助他们征订自己的操作系统。反过来，当软件开发商表示需要操作系统的配套服务之时，比如，需要联网时，微软就将其上网功能加以融入作为回谢。结果，windows（微软产品名）的订单比其它任何公司的操作系统都多，消费者甚至认为windows更值得一用。
第三，微软公司对其操作系统的“可触、可视和多功能”的保证是一视同仁的。当消费者为在一台个人电脑安装视窗而发愁时，windows的详细说明帮人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成千上万的软件开发商给windows下订单时，微软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提供与他们的程序相配的不同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
第四，微软公司从不依仗它所获得得荣誉--它的座右铭是“不改革就意味着死亡”。它坚定不移地努力升级其操作系统，给软件开发商提供其所需要的服务器，为消费者研究最新科技，使电脑操作尽可能更容易、产品尽可能更便宜，更能给大众带来快乐。
政府的审查
既然经营策略听上去就是竞争的致胜法宝，那么它对微软的竞争对手则是一剂毒药，虽然它的确给消费者带来实惠。况且，如果说你手上有一份历时20年的反托拉斯诉讼的最终判决，那么它就是保护竞争和消费者利益，而不是保护竞争商家本身。
虽然如此，当前反托拉斯集团毕竟还是对微软的经营策略构成直接挑战。具体说来，微软为征订上网的消费者和软件开发商提供方便，政府正对却对其服务构成威胁。
你看，无论微软的操作系统保存在软盘、私人电脑的硬盘或局域网上，它最初的一个功能都是能够查询、恢复和显示信息。如今，互联网已成为领导世界潮流的数据库，而微软、也包括其它每个出版商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将操作系统的机能扩展到网页上去。
对依赖操作系统服务器的软件开发商来说，微软将上网功能纳入其操作系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方的订单越来越多是冲着能上网来的。例如，有的订购商要求征订有规定的截止日期、能用互联网的“超文本标识语言”（HTML）建立和发送文件以及混合语种的产品。如果操作系统不能提供此种机能，那么各个软件开发商就会不得不征订其它公司机能效率明显低下的替代版本。
至于个人电脑的使用者，微软使他能在windows上上网浏览网页，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科技需求，这对其经营战略来说无疑是一种有效方法。而且在下个月，微软将对windows98进行改良，以使上网机能更紧密地融入操作系统，另外它还雇用单一范例以使用户能搜索到更多的信息，无论是在局域网还是在互联网上。这两种方式进一步增强了微软的操作系统机能的效率，使消费者的利益得到更多维护。这些举措看上去对竞争、改革以及消费者都是有利的，不是吗？
那么好，不透过奇妙境界（Wonderland，华盛顿特区的谐音，译者注）的耀眼玻璃来看，这显然是件好事。微软使个人电脑容户用windows就能轻松上网来浏览网页，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很吸引人的。可恰恰很有意思的是，根据反托拉斯集团的控诉，仿佛这层修饰外壳一剥去，其内核就是政府要审查的前提。
政府承认电脑市场已发生巨变，微软也对改革作了主要贡献。但政府显然更相信，微软将互联网机能融入windows这一举措，已经威胁到一位“世人皆知、举世瞩目”的官员（谢尔曼），他已公布了一部维护消费者长期的最大利益和综合调整消费者短期利益的市场化法令。反托拉斯集团为使其市场作用“重演”，以使Netscape（网境）公司的技术胜过微软，其实施者就要求法院站在Netscape公司的角度来对微软的行为加以干预。
无庸置疑，政府不会想《皇帝的新衣》中描述的那样去办事。毕竟，皇帝也不喜欢听“他没穿衣服”之类的话。而且，正如寓言中所说的，政府好像遗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它抵制微软公司的事实是无可遮蔽的。既然如此，透明的布对一丝不挂的皇帝的遮掩就包括以下五点内容：第一，一些从微软的内部文件中抄来的添油加醋的摘录；第二，1995年微软邀请Netscape瓜分浏览器市场，在遭拒绝后，把Netscape的份额一点不剩地逐出市场的事实辩护；第三，微软公司“泄漏”Internet Explorer（互联网探险家）的秘密的事实；第四，一些被几个月前微软公司撇下的签有互易合同的供应商的证词；第五，微软发给个人电脑制造商的许可证，它保证在第一时间微软的“桌面”或用户端口会出现在屏幕上。
审查方的示弱
我不想用一个详细的法律解释来辩解为什么异同，反正这些情形都算作是符合反托拉斯的。我更愿意只对政府在此案上的软弱作一些观察。随着审判程序的展开，政府的软弱表现就变得越来越显现。
首先，作为一个前提，政府必须证明微软掌握“垄断大权”。即使如今windows是以一个大分例安装在进口的个人电脑上的，政府要证明这个审查要素也是难以确认的。事实上，它也是存在疑义的。随着电脑技术的迅速发展，windows替代品的时机和潜在数量也是很多的--例如，其它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如OS／2，Linux，Apple的微机和“Net 电脑”，以及基于家用电脑而安装的所有旨在阻止微软通过“涨价或排斥竞争者”的方式确立垄断大权而存在的大公司，它们都可以替代windows。
第二，即使一个公司掌握垄断大权，那也不是通过它本身而构成违法的。当垄断行为没有调整为合法，但是构成对单个竞争者的侵权，法律也只会判成垄断行为。简言之，即使消费者不买竞争激烈的老式猫登（调制解调器），生产一种更好的鼠标也是合法的；但给生产鼠标的竞争厂家做虚假广告却是不合法的。根据有关判例法，一个垄断商，只要它避免了以下两种行为：一）排斥市场竞争二）没有进行合法的商业（效率）调整，那么它就可以自由地进行扩张。
根据这一标准，证言的软弱无力就如皇帝的透明新衣一样，是显而易见的。我在首段话中断言的万一发生的每一种情况，事实上每一种情况至少都有些根据，每一种情况的实践已表明：如果效率调整没有排斥竞争倾向，一点也不违法。简洁地说：正如我已解释的那样，上网功能与windows的融为一体是成功和不可避免的。消费者和独立经营的软件开发商需要它这样，每一个商业操作系统的发行者现在也在外销它的带有上网功能的操作系统。再者，无论是上网功能与windows的融为一体，还是微软授予个人电脑生产厂商的生产许可，都不能阻止厂商或消费者（用户）在个人电脑上安装第三方的网页浏览器。的确，微软与独立经营的网页浏览器开发商（包括Netscape公司）的合作，都旨在保证他们的软件能在windows上运行良好。
在过去，微软与它为推销windows而选定的少部分互联网服务器供应商及互联网内容供应商的协议，要求供应商只推销它的网页浏览器。这种供应是典型的互销合同，并且也是有意保护微软的善意。假使这些有限数量的供应商进行供应而事实上他们自由支配其它网页浏览器，这一供应对竞争的影响将减为最小。几个月前，那些供应停止了。现在，微软的合作推销商只能被迫以不少于其它相竞争的软件的数量来推销IE（互联网探险家）。
增量发行IE不算抢他人的生意扩张掠夺。微软对windows的所有特性并不个别负责。而且，Netscape对增量发行网页浏览器的举措早已有先例。事实上，增量发行网页浏览器的理由完全是发行商期望从像服务器、相关服务和广告这样的附带产品上创收。
自从windows95发行之后，“桌面”或图形似的用户端口已经成为微软操作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桌面”是当消费者和软件开发商购买windows95时所期待获得的东西。“初始屏幕”的需求简直就保存着全部操作系统的诚信。它防止“中间商”似的发行人（包括个人电脑生产商）未获微软授权删除微软桌面（或任何其它性能）或用一些非windows的端口替代它。你想《纽约时代周刊》会允许《华尔街周报》替代它的标题版吗？当然不会。如果生产消费品的厂家不能保证产品对消费者的诚信，商标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我们的经济也会远远地失去活力。
第三，在一次试图以缺乏证据掩盖微软参与的违法“卑劣行为”的辩护后，控诉方引用了几个从数百万页有关微软的内部文件中精选出的词藻华丽的摘录。然而，当谈起这些摘要的来龙去脉，它们远比控诉使他们辩护遮掩更无害。此外，从其来龙去脉上看，摘要甚至还更糟地表明微软想要消费者使用它的上网功能胜过Navigator（航海家）的以及它对用“经济杠杆”调控其操作系统以完成指标感兴趣。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商人们是不会用诸如“杠杆”这样的法律术语。在正规商业用语中，“杠杆”一词的言外之意倒仅仅是赞誉公司在利用固有优势时竞争得手之意。
对微软幸运的是，如今的法院未必就被商人们那带有攻击性的词藻所蒙蔽。在最近几年，一个又一个法院都指出，微软的竞争对手们无论在卖力的优势竞争上还是在参与非法的排斥竞争活动中，都有使用带攻击性的词藻的倾向，试图将根据文件中所透露的一点排斥竞争的行为与傻瓜似的排斥竞争相区别。再说近一点，为了良心和消费者能理解，我们希望要竞争对手们把彼此看成战场上的敌人。
第四，控诉方最有煽动性的证言--是微软想让Netscape同意瓜分浏览器市场--这简直掩盖了事实。在微软承认它会同Netscape在1995年年中讨论的两公司在一些领域合作而在其他许多领域竞争的战略联盟问题的同时，它也承认会议是Netscape安排的。另外，虽然那些会议已成为公众一时炒作的一个话题，但微软突然沦为Netscape的帮凶，要和Netscape瓜分市场，只是在最后几个月内才那样。这个见解看起来易被置疑，就像它以一个竞争者的公敌身份而出现。政府的诉讼是为Netscape的利益而设计的。
最后，证据的分量不足将驳斥那些明显基于辩护而为自己服务的口供。但是，为了你们那些想对（本案）有个了解的人考虑，我建议你们读读1995年加快网络发展步伐会议上公布的记录--Netscape的家事和它如何靠约书亚.奎特尼和迈克尔.斯拉塔奈来挑战微软。明显偏袒Netscape和完全接触Netscape人事（包括起诉书的来源）的作者们，使它在1995年Netscape公司建议书明确和在出于Netscape避免与微软竞争的想法中出现。没有迹象表明微软计划瓜分市场或参加其它任何越过董事级以上的会议。
作为产业政策的反托拉斯
那么，反托拉斯集团只是在一些可怕的误会上抵制微软吗？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一旦政府认识到微软对所有被断言的情况--那些实际上至少发生过的情况--都有合法调整之时--司法部和各州将承认他们的错误并转向告发实际上威胁消费者的行为呢？不要指望会这样！毕竟，司法部已对这些可能情况调查多年。我不相信，不相信司法部和各州检察官大致认识到微软的行为违反了现行的反托拉斯法，他们的目的不是用判例去创造新的法律和通过这一过程在反托拉斯法的保护下扩大法院的调整职权。这恰好不在他们为那个目的而做广告的战略兴趣之列。
除去告诫，他们的真实动机是对政府空前的无法可依祈求慰藉。三个高度规范化的救济留在这些祈祷者心中。
首先，司法部要法院防止微软用它的知识产权阻止“其他人”去更新视屏、对任何微软的操作系统进行次序重组或性能调整。这是在它最糟的情况下必须授予的许可。如果得到了慰藉，不退换将是消费者独有的保护--它可能会说windows在机箱里，但谁知道里面是什么。消费者（用户）和软件开发商对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的渴望将会化为泡影。个人电脑制造商和竞争对手们将会在好的有创造性的操作系统上自由地利用微软的巨资成果。这样，为知识产权而投资的动机将会被破坏。
第二，恳切的慰藉会给个人电脑厂家授予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在微软的操作系统上上网的自由权，而且微软将不得不给选择操作系统的厂家一个灵活的折价。谁将最终确定折扣的的大小呢？当然是司法部和法院，这样，政府收回由微软来调价的权力。如果你认为电话管理价高且效率低，就等着法院来为它定价吧。
第三，也许它还是最吸引人的，我和政府并不是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微软如果想继续将上网功能纳入它的操作系统--并对招徕顾客购买操作系统无多大信心的话，它就必须--“微软也”必须将Netscape的互联网浏览器的最新版纳入操作系统。在政府寻找到一家公司免费地支配一个竞争商的特效产品之前，绝不是这个意思。非常狭隘的“必须装备”主义的确提供了给必需设备的所有者一个慰藉的基石。但司法部已明确表态，它并非想证明微软操作系统是一个必需设备，法院也在知识产权角度避免运用这一主义。再者，就算按“必须装备”主义来讲，设备的所有者也有权享有对被赔偿提供断口的赔偿。比尔.巴克斯特，反托拉斯分会的前任首脑和《美国电信公司法》之父，最近简略引用了一段话作为资证：“选出一家私人公司作为这样一项反托拉斯法救济的对象，是快疯了的表现。”我同意上述这段话......我期待着“快”的到来。
对我来说，这位祈求慰藉的“疯子”是司法部和政府（国会）到目前还在对未试验的法律和经济理论进行考验的结果。微软已经被断言进行一些“排斥竞争的”或“充满掠夺的”被外科手术禁止的试验，这样的试验不止一件。这是所有正在进行的排除光亮测试。法院已用将近25年区分是“排斥竞争”还是“充满掠夺的”的行为。如果用所有其它行为中的一种以垄断大权进行，它将是非法的。如果政府胜诉，轻微的或存在对这一行为有效的情有可原，排斥作用的行为将不再足以节省司法详审和判决的行为。
很坦率地讲，政府的反托拉斯集团是一个试图将反托拉斯法切换到一个广阔的文书以坚持产业政策的勇士。如果消费者作出例如在操作系统上使用综合的、技术优越的上网功能而不使用独立网页浏览器的抉择，这将威胁从而导致市场采用技术或者采用政府己规定的不合需要的标准，政府将运用反托拉斯法重新引导市场。这简直不是法律明文要求做和法律被理解的。事实上，在司法部和各州签署他们的投诉书不到两周之前，请求D.C电路的联邦法院驳回了与司法部的微软存在的法令，不能被认作需要微软允许个人电脑生产商删除或隐藏windows98的上网功能，随着法院的订单被有先见之明地记录在案，对微软强行征税会置“法官与法律于一个不熟电脑设计者欢迎的地位”。显然，政府不会选择“不”作为回答。
论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
滕传枢 蒋世祥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尚属空白。然而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在当前社会中却普遍存在。其中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即应当构成犯罪的亦时有发生。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及社会舆论都要求给予惩罚，但却无法可依。其结果在实践中要么用别的罪名惩罚，造成此罪与彼罪混淆；要么只好放纵犯罪。因此对破坏计划生育的社会现象从刑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建议增设“破坏计划生育罪”这一新的罪名，成为当前刑事立法及法学研究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一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人口已突破50亿，控制人口已成为人类世界面临的几大难题之一。由于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同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保持社会安定（如教育、就业、住房、耕地、文化、卫生、科学、能源、环保、生态、治安等）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人类社会已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这一巨大危机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的增长。早在本世纪初，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就已经进行控制人口的宣传，召开国际性节育会议，成立国际性节育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问题进一步引起工业发达国家的关注及联合国的重视。到七十年代，节育活动已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开展起来了。到了八十年代，据联合国的调查，158个国家中，118个国家制订了支持家庭计划的政策。但各国的节育率差别很大。目前发达国家的节育率为70%左右，出生率平均为16%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节育率只有20%左右，出生率平均为34%左右（数据引自《计划生育手册》1986版第9页）。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增长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30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及其他原因，出生了6亿多人口，除去死亡，净增4.3亿人，是旧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中增加人口（1.3亿）的三倍多（数据引自《计划生育手册》第448页）。因此，中共中央在1980年9月25日《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又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1980年的新婚姻法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从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供人口素质，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且必将推行到长远的历史时期。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由此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即国家各级政府领导和管理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权利和每个公民遵守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法令的义务。这就是计划生育法律关系。调整这样一种法律关系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近几年来，除了计划剩余的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外。各级地方人大也制定了 一些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但从全国范围看，尚没有“计划生育法”的法律即其配套法规。刑法中也没有调整计划生育方面的条文。这些都急待于立法工作的解决。本文只试从刑法法律规范角度进行调整作一粗浅论述，以供立法参考。
几年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多。建国以来经历了几次生育高峰期，加之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因经济文化落后而面临的种种复杂情况，使这一工作的难度很大。在此情况下，还有少数不法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就更加影响了这项工作的正常进行。目前，我国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4次人口生育高峰期，预计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其特点是持续时间最长，育龄人口最多，控制人口增长的难度最大。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关系现代化建设大业及中华民族的兴衰未来的问题上，这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之严重是不待自言的，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的刑法调整成为必需和必然，也就毋庸置疑了。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谓社会危害性也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同一种行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到了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反之亦然，例如妊娠妇女的自愿堕胎行为，在过去许多国家包括旧中国的法律中都被规定为犯罪。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人口问题还不十分突出。，医疗条件很差，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所以也认为是有社会危害性的。但是在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医疗条件改善，特别是当今人口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时，就需要大力进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增长。这时如果反过来超计划生育，破坏计划生育的推行，就对社会产生了危害性，情节和后果严重的，就应当构成犯罪。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和刑罚处罚。否则，将导致网络一面放纵犯罪，甚至造成司法工作的混乱。
二
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表现多种多样，处理育龄夫妇采取种种违法手段造成自己超声以外。对社会危害更为严重的则是由于少数不法的破坏活动造成其他育龄夫妇多人超声超怀。如私自给一些育龄夫妇作假结扎手续，出具或出售各种假证明，或证明其已作绝育手术，或证明其第一胎婴儿系疾婴，或将汉族更改为少数民族等，致使一些不符合生育第二胎条件的夫妇超生。与此同时，有些不法分子或从中牟利获取钱财，或调戏、侮辱、强奸妇女，或因粗野方法伤害妇女身体，这些行为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行。为此，在一些政策性规定中，对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规定了要追究责任和给予处罚。但是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一件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3年12月10日下达的《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除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分子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指出：“近几年来，有些地方不断发生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生育的事件。……对于群众中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计划生育，但没有进行违反犯罪活动的，应着重进行批评教育，促使他们停止和改正。对于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依法惩处：
一 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或者借摘除节育环对妇女进行调戏、侮辱的，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酌情予以行政拘留、罚款，或者收容劳动教养，并没收其非法所得的财物及违法活动用具；
二 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方法粗野，伤害妇女身体的，依照刑法规定的伤害罪惩处；
三 对于借摘除节育环，强行奸污妇女的，依照刑法规定的强奸罪惩处；
四 数人合伙私自为多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妨害计划生育工作的，对首要分子依照刑法规定的扰乱社会秩序罪惩处；
五 以造谣、欺骗手段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骗取大量财物的，依照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惩处；
六 借摘除节育环调戏、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规定流氓罪惩处。”
这一《通知》的下达，无疑对打击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起来积极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立法角度和司法实践考察，《通知》显然不能解决对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而且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导致了下述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 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放纵了犯罪。由于刑法没有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通知》只能将追究刑事责任限制在“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范围内。首先，《通知》把破坏计划生育的范围缩小成了仅是“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如果是采取其他方法。比如搞假结扎等，就不在“惩处”的范围内了。其次，这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是指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已有明文规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并未包括法律尚未规定的“破坏计划生育罪”在内。如果没有触犯已有罪名的，当然也不在“惩处”之列，这样范围就更小了。《通知》中“对于群众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进行计划生育，但没有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应着重进行批评教育”这一段话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既然实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宪法和法律都有明确规定”，那么私自取环，影响计划生育推行的行为，必然是违法行为，其中危害严重的就是犯罪行为。哪会存在“但没有进行违法犯罪的”情况呢？
再从《通知》的具体条文看，也是难以对有关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定性和处罚的。例如按《通知》的第二点，前提是以牟利为目的（主观要件），如果并非以牟利为目的，哪怕私自取环方法粗野伤害了妇女身体的，也定不了伤害罪。即使以牟利为目的，也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还是过失伤害的问题的。一般讲，以牟利为目的取环伤害了妇女身体的，其主观上并无伤害之故意，那么按照过失伤害，必须达到重伤以上才能定罪。这显然畸轻了。再如按《通知》的第五点，其诈骗数额要是达不到“较大”或“巨大”的，无理由按诈骗定罪。即使达到，如果没有诈骗情节及手段的，也无法以诈骗定罪。而现实中私自取环者即使牟利，采取造谣和欺骗手段的少见。多数付酬者系自愿。除此而外，按《通知》中的其他条款执行，也存在类似上述难以定罪的情况，如果不法分子在私自奇幻时并非以牟利为目的，也未调戏侮辱妇女的，则连治安处罚和劳动教养都处罚不了。
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一些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的犯罪分子侥幸地逃脱法网，导致刑法不能发挥惩罚犯罪的作用。而且会使一些不法分子及少数落后群众误认为法律无能，以致有的人将会重蹈覆辙或变本加厉，给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更大的阻力。
第二 混淆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导致司法中的混乱现象。由于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分子给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造成严重危害，所以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以及社会舆论都要去给予刑罚处罚，否则难以平民愤。然而刑法中又没有这一罪名，于是有些司法人员就只好根据《通知》精神寻找一个可以“挂上号” 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判决中就难免出现只要获取财物的，不管数额大小和有无诈骗情节均按诈骗定罪。过失伤害的按故意伤害定罪，通奸的按强奸定罪，并未破坏公共秩序的按流氓定罪等情况。结果，法理上说不通，被告人不服判。上诉申诉案增多，司法人员陷入“不判不合法，判了也不合法”的矛盾之中。
下面且以贵州省的三案为例说明。
案例一 被告人毛莲凤，在1977年至1982年间，先后在本区的三个乡域内，为23名育龄妇女私自摘除节育环，致超声小孩19名，共获取现金一百余元及数十斤粮食。被县人民法院以诈骗判处有期徒刑9年，上诉后，被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4年。
案例二 被告人洪莲芝，在1981年1983年间，先后在其本乡域内给9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致超生小孩7名。由于被告人为获取财物，故被县人民检察院以妨碍公务罪起诉，县法院感到难以定性，将该案上报上级法院审定。因无法律依据，省高级法院认定该被告无罪，被告即被无罪释放。
案例三 被告人赵举武等4人系乡级卫生院医生。自1983年以来，利用工作之便，用在结扎部位轻轻划破弄皮或贴上胶布等手段，先后给16个乡镇的群众作假结扎手术和出具假结扎证明622例，索取现金3万多元和大量财物。致使220名育龄妇女超生 人超怀。县人民法院于1988年对被告人赵举武等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6年、2年、1年。
这三个案例都是按照现行刑法即《通知》的解释判决的，但却产生了以下三个应予质疑的问题：
1、案例一与案例二被告人的行为同样是破坏计划生育的非法取环（致超生人数有差别，但影响不到定性），仅因为百余元现金获得与否。却产生了“质”的差异，一个有罪，一个无罪，为什么？
2、案例一与案例三之被告虽获取现金及财物，但并未用虚构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即根本不具备诈骗罪的特征，还有案例一的被告所获之财物并未达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却均以诈骗定罪科刑。为什么？
3、案例一与案例三既然均以诈骗定罪，当然应依据所“骗”数额之大小量刑，然而两案数额相差300余倍，处刑却只相差不到1倍，为什么？
按照现行法律，这些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其根本原因就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破坏计划生育之犯罪而刑法上是空白这一矛盾所致。如果在刑法中规定了破坏计划生育的罪名，则上述问题及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了：
1、上述三案例的被告人之行为均构成破坏计划生育罪，至于量刑应根据危害程度之大小（如超生人数的多少极其他情节）有所区别。
2、案例三的4名被告人的行为同时触犯受贿罪的罪名（案例一的被告不属受贿罪主体，不构成犯罪），应按牵连犯罪的原则（重罪吸收轻罪）处理，根本不发生构成诈骗罪的问题。
三
如果在刑法中增设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对该罪的概念、法条构成及处理可作如下表述和解释。
破坏计划生育罪，是指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作假绝育手术，出具假绝育证明或者用其他方法破坏国家计划声音工作推行的行为。
法条可这样设立：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作假绝育手术，出具假绝育证明或者其他方法破坏国家计划生育工作推行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破坏计划生育罪侵犯的往往是复杂客体：既侵犯国家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也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还可能侵犯公民的财产和妇女的人身权利。但主要侵犯的是前一客体，所以它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同类客体应当是社会管理秩序，即应归入刑法分则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至于动机则可能是多种多样，比如牟利、调戏或奸污妇女等，并不影响构成本罪。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只要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犯此罪的，应从重处罚。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破坏计划生育的各种行为。例如：为多名（一般指3名以上）育龄妇女非法取环，作假绝育手术或出具假绝育证明，出具或出售其他各种破坏计划生育的假证明、工具、材料等。至于是否导致超生超怀，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只要实施终了上述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就是犯罪既遂，致超生超怀的人数多少，则作为量刑的从重从轻情节考虑。所谓“情节严重的”指致使育龄妇女超生超怀30名以上，或者同时索取大量钱财，调戏、侮辱、伤害、奸污妇女而又未构成数罪的，或者影响特别恶劣的其他情况，如果是在实施破坏计划生育罪的同时又触犯其他罪名（如索贿、受贿、流氓、诈骗、强奸、伤害、妨碍公务、扰乱社会秩序等）的，属一个故意一个行为，则按牵连犯罪的原则处理；如属两个以上故意与两个以上行为的，则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如果是伤害、杀害或诬陷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是育龄夫妇为自己超声而溺婴、弃婴，或者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大面积超生的，则按照刑法有关的条款定罪，如伤害罪、杀人罪、诬陷罪、遗弃罪、渎职罪等，而不定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
处理破坏计划生育的案件，要注意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推行计划生育主要依靠对群众进行普及的宣传和教育，使群众自愿地采取节育措施。因此，除行为构成犯罪的以外，对一般违法行为，如育龄夫妇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采取种种违法手段以达到自己超生的目的，虽也萦系那个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行，但尚不足以构成犯罪，应按照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性规定或地方性法规，酌情给予党纪、政纪及其他处分。
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对立法、司法，包括对破坏计划生育的违法犯罪的法律调整，有待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及法学、司法工作者的努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理论上深入研究和升华，以趋逐步健全和完善。我们认为，现在把这项工作提到国家的立法日程上，既是需要也有可能了。不仅是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也是健全法制的需要；既有十年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也有人们十年认识的思想基础和承受能力。深信，我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实现人口增长同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完全适应，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在全人类共同奋斗的这样一项宏伟事业中，法律必将起到它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
1988-09-10 与蒋世祥合撰于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