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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法官助理制度对我国民事
审前程序构建的积极意义
——以诉讼效率为价值指引
何惠生 高原


论文提要:
本文从分析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在提高庭审功效,合理配置审判资源方面的功能入手，主要就推行法官助理制度对建构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积极意义和实操价值进行探讨，并认为合理糅合法官助理制度与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优势将是我国法院在21世纪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趋势。
以下正文。

“效率”（efficiency）一词源于拉丁语effetus，表示所获得的劳动效果与消耗的劳动量之间的比值关系，体现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诉讼效率是指进行诉讼活动的效益与该活动所花费成本之间的比率， 它所描述的是诉讼进行的快慢程度，解决纠纷数量的多少，以及在诉讼过程中人们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和节省程度，其强调的是要尽可能地快速解决纠纷和尽可能合理地充分利用各种诉讼资源。从司法理念和法律价值的角度来分析，诉讼效率与诉讼公正是社会正义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波斯纳所指出：“正义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效率”。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各类案件，尤其是民事案件的收案、结案、存案呈同方向正值增长，以广州市两级法院系统为例：1998年至2002年，在全市法院法官人数比前5年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共受理案件608,890件，比前5年增长241.81％；法官人均承担的审判任务激增至前5年的2.89倍。因此，在现有司法资源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审判方式改革，促进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大幅度提高审判效率，尤其是民事审判效率，也就成为我国法院21世纪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而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由于其本身所固有的可最大限度地提高庭审功效,把司法的主要资源配置于开庭审判之中，甚至可减少进入庭审的案件数量等功能和价值，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重视。
一、 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概述
（一）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概念和功能
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是指法院受理案件后至开庭审理前所进行的一系列诉讼程序的总称。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来看，我国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主要内容是组织案件当事人交换诉答文书和证据，目的在于通过固定双方当事人诉讼请求、证据和争议焦点以使法官有准备、有针对性地进行开庭审理，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庭审效率。
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功能主要包括：1）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前形成、明确并固定争执的焦点，排除已无争议的事实，以保障庭审围绕争议点进行；2）交换并冻结证据，以保证双方当事人开庭审理时的攻击、防御能够建立在掌握充分证据的基础上，并保证法庭能够最大限度地发现真实；3）约束当事人的言辞辩论行为，即当事人在审前准备程序中主张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原则上已被固定，如无特殊情况，不得在开庭言辞辩论时再提出主张及证据，以保证庭审的公正与效率。 4）设置案件“过滤阀”，促成和解、调解和撤诉，提早结束诉讼程序。
（二）两大法系国家民事审前程序的发展
充分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民事诉讼立法体例，可以发现虽然各国在审前准备程序的制度具体设计上有所不同，但根据当事人和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即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审前准
备程序模式和大陆法系的法院职权主义审前准备程序模式。
实行法院职权主义审前准备程序模式的主要有德国、日本等国家，其发展的共性主要表现在都经历了从没有明确审前准备阶段，导致多次重复开庭到设立审前准备程序，提高庭审效率，并在坚持以法院运作诉讼程序的前提下不断吸收英、美等国加强庭前准备和规定证据时效的做法，逐渐向当事人主义审前模式接近和靠拢并仍致力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进程。
而实行当事人主义审前准备程序模式的国家则主要包括英国、美国等，其主要特点包括：①当事人是审前准备程序的主要诉讼主体，该程序的主要诉讼活动和权利义务归属当事人；②当事人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准备是全面而充分的，一旦进入审理阶段，他们将不能举新的证据；③负责审前准备阶段的主体和负责庭审活动的审判主体分开，可以使审判法官保持中立，公正、客观地审查和判断证据。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在审前准备程序制度的设置和使用方面最具成效的国家，其审前准备程序由诉答程序、证据开示和审前会议三部分构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审前会议。根据《联邦民诉规则》第16条第1款规定：“在任何诉讼中，法院可以以其自由裁量权命令双方当事人的律师或无代理的当事人出席为加快处理诉讼、及早建立连续控制诉讼的管理体制，以免因缺乏管理而拖延诉讼、减少不必要的审理前活动、通过更全面的准备提高开庭审理的质量、促进案件和解的目的而举行的一次或多次审理前会议”。从而审议：“1）争点的明确和简化，包括对无意义的请求或答辩的排除；2）修改诉答文书的必要性和妥当性；3）为避免不必要的证明而对事实或文件获得自认的可能性；可能获得有关文件真实性的协议，以及法院对证据可采性的预先裁定；4）避免不必要的证明和重复证据，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规定，限制或限定证言的使用；……12）为解决包括争点复杂、当事人众多、疑难的法律问题、特殊的证据问题在内的潜在的困难和诉讼程序的拖延而采取特别的程序的必要性；……16）有利于公正、迅速、经济地处理诉讼的其他事项。”
正是由于美国对审前准备程序科学设计和合理利用，在诉讼实务中，避免了当事人以突袭之法取得胜诉判决，保障双方当事人始终处于平等对抗的地位；并且通过明晰争点，使双方无争议部分不再进入法庭，大大简化法庭的工作。同时，由于双方当事人在庭审前业已对彼此所持有的证据和信息充分了解，庭审胜败显而易见，故法官若稍加推动，就可能促使纠纷和平解决。事实上，现在美国将近95%的民事诉讼案件经过审前准备程序就以和解告终，剩下只有不超过5%的案件进入庭审，审前准备程序的巨大功效由此可见一斑。
（三）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首次提出并尝试建构我国现代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立法性文件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关于做好庭前必要准备，及时开庭审理问题”部分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审前准备程序的一些具体工作，并明确规定“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 这实际上是对以往审前准备程序的一项突破。但该《规定》没有涉及整理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当事人举证时限等问题。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改革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又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当事人举证期限及逾期举证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并确立了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交换制度，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内涵。但从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对于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规定很大程度上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从证据的角度加以规范的，内容相对比较单一，且由于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故尚未能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程序系统，客观上制约了该程序效率的发挥。
而在司法实务中，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发展也经历了以下三个不同阶段：1）滥用审前程序，将审判重心定于准备阶段，案件审理形成“先定后审”的局面，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2）为避免庭审形式化和法官先入为主的弊端，取消审前必要的准备，强调“一步到庭”的做法，但却引发了多次开庭、重复调查等严重浪费司法资源的问题；3）重新审视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价值，并统一予以规范，不断完善。
综上所述，我国对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角度，总的趋势是条文逐渐增多，内容逐渐丰富，重视程度逐渐加强，可操作行逐渐增强，体现了贯穿“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趋势性倾向，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审前准备程序奠定了基础。
但与美国等具有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的国家相比，我国在该程序的设置和适用上仍存在许多不足，如：1）对审前准备程序在整个诉讼中的定位还不够确切，立法仍然不够完备；2）在追求价值目标上，强调查明案件事实，追求实体公正，而弱化了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3）在法院与当事人诉讼权利配置上，仍重于强调审判权的职能作用，未能完全调动当事人主观能动性；4）职能分工不清，审前准备程序的主持人员往往又是案件的经办法官，某种意义上既走回了“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怪圈。
上述弊端，尤其是第四点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发展步伐。事实上，从国外审前准备程序的运作来看，主持审前准备程序的都不是案件的主审法官，而是由如审前准备程序法官（法国）、法官助理（美国）、助理法官（英国）等来完成。这主要是基于“法官中立”原则、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及最大限度地将庭审法官从审判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等考虑而形成的。事实上，我国法院正是由于人员配置的不合理，大大限制了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对审判效率迅速提高的优势作用。根据司法统计数据表明，在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相对完善的美国，法官人均结案高于我国法官达数倍之多。故笔者认为，我国法院应通过设置法官助理制度，并将其与审前准备程序的彼此优势相糅合，从而大力提高审判效率，这将是21世纪人民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发展趋势。
二、法官助理制度概述
（一）法官助理制度的概念和功能
法官助理顾名思义，就是法官的助手，是为法官开展审判活动提供辅助服务的助手，其目的是使法官能从审判活动中的琐事里解脱出来，专心致志地、优质高效地审判案件。其工作职责主要包括：1）在审判活动过程的一般事务性、联系性的工作，即是为法官的审判工作提供协助的工作；2）庭审前准备工作，即是为法官的开庭审理案件做好准备工作，使庭审能顺利、速效地完成；3）庭审后在法官的指导下拟写法律文书；4）对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之前有意愿和解或撤诉的，主持调解或处理撤诉问题。
从我国审判现状来看，设置法官助理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在：
1）有利于法官职业化进程。严格控制法官数量增长幅度，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是目前许多国家司法改革的基本理念和趋势，但是这又与案件数量上升、案件审理难度增大的普遍困境形成了一个两难。有鉴于此，在少量增加法官的基础上，大幅度增加法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无疑是解决问题的选择。事实上，这也是各国当前审判改革发展的方向。以美国为例，根据统计，在同样面临巨大审判压力的情况下，1955—1980年间，美国联邦法官仅增加了236人，而联邦司法雇员（即法官辅助人员）人数却增加了10415人。
2）有利于培育法律从业者后备队伍。法官助理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法学教育的一种延续，而且与院校教育相比，这种法学教育具有更大的实践性。助理们由于在日常工作中紧密与法官协调配合，从事处理审判中的事务性工作，参与庭审、会谈，拟写法律文书等工作，不仅能从法官身上汲取丰富的审判经验，更重要的是吸收了法官的思维、行为方式及职业行为规范、法律风格等，客观上对其法律职业生涯有着重要的意义。
3）有利于促进司法分工科学化进行。法官助理制度必须建立在一个司法事务科学分工的基础之上，它要求着将司法事务从过往的混合状态转变为内含法官职业化、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立案流程管理、抗（诉）辩式庭审方式等科学的、现代的、分离式的审判系统，故有利于促进司法分工科学化进程的推进。
4）有利于促进审判效率的提高。如前所述，由于法官助理承担了审判过程中大量繁复的司法辅助事务，这既在工作量上减少了法官的负担，又使法官能够抽身于审判活动的琐事之外，将全部的精力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如何提高驾驭庭审能力、如何提高判案能力之中去，尽可能将案件的纠纷解决在当庭的审理中。
（二）我国法官助理发展现状
自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设置法官助理制度以来，各地法院普遍根据自身审判的特点，就法官助理的运作模式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当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有北京市房山区法院所推行的“固定审判单元式”，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比例为3：2：1；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所推行的“一审多助式”，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比例为1：4：2，等。
本文则主要介绍广州市越秀区法院所推行的“1：1型”法官助理模式。
该模式的建构是在法官职业化、书记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的基础上，其基本构成是在法院人员既定编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对助理审判员、书记员的适当调整，在法官与法官助理间原则上按1：1的比例进行搭配，书记员则由书记员管理科统一管理，统一调配使用。具体操作是：从2002年起，将原有办案法官（含助理审判员）从63名减到44名；将原有的书记员27名减到15名，并将抽调出来的人员组成了一支31人的法官助理队伍 。法官助理的职责主要包括：1）主持庭前会议，包括交换和梳理证据、固定证据、凸现和固定争议焦点、固定诉讼请求，以及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主持调解；2）在法官指导下拟写裁判文书；3）接待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4）协助主审法官填写其他法律文书；5）指导书记员完成有关审判辅助工作；6）法官交办的其他诉讼事务；7）在审判活动过程中与法院内各部门的事务性、联系性的工作；其中，重点在于庭审前工作会议和法律文书的拟写 。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这种法官助理模式对提高审判效率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据该院统计数字反映：2003年全院共收案10,535件，较2001年上升32.05%，较2002年上升11.88%；结案10,369件（含执行案），较2001年上升27.74%,较2002年上升8.69%;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4,643件,占一审案件的73.55%，较2001年增加1,500件,较2002年增加505件;当庭宣判（含当庭调解结案）2,939件,较2001年增加1,184件，较2002年增加553件；对于开庭审理一次过能够结案的，仅拿该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来说，在2001年只有30%左右，在2002年达到了93.2%，而2003年则达到97.1%；几年来均没有超审限的案件。
三、法官助理对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完善的积极意义
（一）由法官助理进行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职能设计
笔者认为，我国法官助理进行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主要应履行以下职责：
1、对受理案件进行繁简分流。案件受理后，由法官助理进行筛选，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由法官助理提请法官作出裁定；审查诉讼主体资格，及时调整、增减补适格的诉讼主体；对事实无争议，仅对适用法律有分歧的案件，当事人又不接受调解的，由法官助理排定开庭时间，直接进入庭审程序；对案情复杂，或当事人申请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由法官助理择期安排审前准备会议，待诉讼请求、争议焦点、案件证据一一确定并梳理清晰后，安排进入庭审程序。
2、主持审前准备会议。对案情复杂或当事人申请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由法官助理主持审前准备会议，双方当事人根据法官助理的指导依次提交并开示证据，并将无争议的证据、有争议的证据分别梳理排列出来，未经交换、开示的证据，一般不在庭审中予以采信。法官助理也可根据所掌握案件的要求，提示双方当事人就某些事实补充证据或依职权调取案件证据。同时，在审前准备会议中，法官助理还应进一步确定各方争议的焦点、诉讼请求，并告知当事人一经确定，则在庭审时不得另行变更。
3、促成案件在庭审前和解。法官助理在进行审前准备程序的过程中应强调对案件可调性的敏感度，一旦发现当事人有调解意向，或案件具有调解的可能性，就应主动引导当事人协商达成调解意见，并制作调解书，经法官批准后结案。
（二）由法官助理进行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积极意义
1、由法官助理进行民事准备程序有利于司法公正的体现。法官在案件审理前不得接触当事人是当前各国司法普遍遵循的理念，这一方面是考虑到法官过早介入案情，容易先入为主，对案件产生偏颇的看法，直接影响其对案件的裁判；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法官过早接触当事人，比较容易诱发诸如司法腐败等问题。但是，如前所述，直接将案件置入庭审，又必然导致主次不清，浪费资源等诸多问题。而由法官助理主持审前准备程序，则可一揽子解决上述矛盾，取得好的效果。这是因为，法官助理本身并不具有案件的裁判权，其在审前准备工作中虽也难免对案件产生直观上的倾向，但由于其向法官提供的结果仅被局限于客观事实，如诉讼请求、争议焦点等，自然无法影响法官对案情的判断。同时，也正是由于法官助理本身不具备决定当事人命运的权力，故也可减少当事人贿赂的动机，避免司法腐败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2年9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2月2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2年11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2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6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关于主体责任的认定

　

　　第一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

　　（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

　　（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

　　（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

　　第二条 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请求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具有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三条 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被多次转让但未办理转移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交付的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 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套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同意套牌的，应当与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六条 拼装车、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人员，在培训活动中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驾驶培训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机动车试乘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试乘人损害，当事人请求提供试乘服务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试乘人有过错的，应当减轻提供试乘服务者的赔偿责任。

　　第九条 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除外。

　　依法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行人，进入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当事人请求高速公路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

　　第十条 因在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品等妨碍通行的行为，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道路管理者不能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未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强制性规定设计、施工，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造成交通事故，当事人请求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机动车存在产品缺陷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五章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或者第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

　

　　二、关于赔偿范围的认定

　

　　第十四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

　　第十五条 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

　　（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

　　（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

　　（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三、关于责任承担的认定

　

　　第十六条 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

　　（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

　　（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

　　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七条 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使投保人遭受损害，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投保人为本车上人员的除外。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

　　（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

　　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

　　第十九条 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条 具有从事交强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违法拒绝承保、拖延承保或者违法解除交强险合同，投保义务人在向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后，请求该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一条 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损失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的，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损失未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当事人请求由各保险公司按照其责任限额与责任限额之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依法分别投保交强险的牵引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平均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其中部分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当事人请求先由已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公司就超出其应承担的部分向未投保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或者侵权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

　　第二十三条 机动车所有权在交强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变动，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以该机动车未办理交强险合同变更手续为由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机动车在交强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改装、使用性质改变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形，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情形下，保险公司另行起诉请求投保义务人按照重新核定后的保险费标准补足当期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主张交强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转让或者设定担保的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关于诉讼程序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该保险公司已经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且当事人无异议的除外。

　　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请求将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二十六条 被侵权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死亡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侵权人以已向未经法律授权的机关或者有关组织支付死亡赔偿金为理由，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被侵权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无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明，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

　

　　五、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