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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医疗侵权责任构成中因果关系的判定

钱贵


　　当代医疗科学尚处于反复探索和验证的经验科学阶段，医疗领域内的许多事物，医学家们还不能准确完全的认知。在医疗实践等客观活动中，势必会出现形形式式的问题，引发医患之间的矛盾和纠纷。近年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医患矛盾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因素。法官在审理医疗侵权案件时，面临着如何正确运用法律，在切实维护患者生命健康等合法权益的同时，作出与当代医学科学相适应的公正裁判，促进医疗卫生事业良性发展的严峻现实。因果关系作为医疗侵权行为责任中的重要构成要件，是医疗侵权行为归责的基础和前提。合乎医学和法律的要求，公平公正地确定医疗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是医疗侵权案件审理的核心环节。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对因果关系的审查和认定有简单化、程式化的倾向，或过分依赖于医疗事故鉴定，或完全不信任和采用鉴定结论，这些倾向均不利于案件公正审判，不利于及时化解医患之间的矛盾。笔者试从侵权责任构成的法理视角，结合审判实践中的一些案例阐述因果关系判定的一管之见。
　　一、因与果的审查及判断
　　因果关系是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因才有果，先有因后有果，在层次和时间上，因果排列的次序是不能颠倒的。探明事物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首先必须查明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传统侵权行为法理论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点：1、受害人被损害的事实；2、行为人的违法行为；3、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由于因果关系涉及到侵权行为的可归责性及最终民事责任的承担，因此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行为及损害赔偿法的核心问题，也是侵权责任构成的核心要件。医疗侵权行为作为特殊侵权行为的一个分支，无疑其责任构成分析应当放在侵权行为法责任架构的系统视角下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认定必然围绕“因”和“果”的审查判断层层展开。
　　从诉讼的角度看，在医疗侵权纠纷中，首先出现的是患方证明自己在就诊时受到人身损害的事实。患方的受损事实就是因果关系中的“果”，是当事人提起诉讼的必要条件，是法官审理侵权案件时应当首要查明的问题。经过当事人充分的举证，是否存在受损事实比较容易查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医疗侵权属于特殊侵权，患者的受损来源于医疗行为，是医源性损害。不能将在医院发生的一般侵权纠纷作为医疗侵权案件来处理。比如，患者到医院就诊时，由于医院门诊地面湿滑而跌倒受伤，显然患者受损并非医疗行为所导致，该类案件当然不能作为医疗侵权案件来处理。一般而言，医源性损害是指患者在医院就诊时，因诊断错误、延误治疗、诊疗措施不当、违反操作规程等过失医疗行为造成患者生命健康权、隐私权或其他人格权受到的损害。医源性损害通常表现为患者病情加重、死亡或引发新的生理、心理疾病。比如输血后感染丙型肝炎，即是医疗行为引发新的疾病。对于损害事实的存在是由受害人举证证明的，只要患者证明自身医源性损害存在，即可认定“果”成立。
　　医疗侵权纠纷中，根据因果关系在侵权责任构成中的功能，因果关系的“因”包括两层涵义，“因”的第一层涵义是：“因”是一种医疗行为。广义的医疗行为是指为促进人体健康、延缓衰老、延长寿命而针对个体展开的诊疗、保健、预防、美容等医疗卫生活动。狭义的医疗行为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针对疾病患者所进行的诊治活动。本文主要针对狭义的医疗行为展开讨论。医疗行为又可分为作为和不作为，认定作为和不作为需参照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这就引申出“因”的第二层涵义是：“因”是违法的医疗行为。医疗侵权案件中必须围绕这两层涵义查明“因”，即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行为是否合法。关于医疗行为的存在应当由患者举证，审理中较易查明。医疗行为是否合法，则应由医方举证。医方举证后，法官则须对医疗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合法性审查不仅是确定行为是否违法的依据，也是认定医方主观过错的关键所在。在医疗侵权案件中，通常通过医方的违法医疗行为推定医方存在过错。因此，审查医疗行为的合法性对于分析侵权责任构成诸要件是极其重要的。
　　合法性审查，就是针对医方是否遵循法定义务、履行约定义务和附随义务进行审查，实践中主要是对医疗行为是否合乎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进行审查。这与一般合同效力的审查完全不同，审查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分为三个层次：
　　1、医疗卫生法律：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主要有《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传染病防治法》、《献血法》、《红十字会法》、《执业医师法》、《职业病防治法》等。
　　2、行政法规：即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等。
　　3、部门规章：即卫生部制定颁布或参与制定联合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全国医院工作条例》、《医院工作制度》、《医院工作人员职责》、《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护士管理办法》等。
　　关于诊疗护理规范和常规，广义的是指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全国行业协（学）会针对本行业特点，制定的各种标准、规程、规范、制度的总称。如《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医院感染管理规范》、《医院消毒卫生标准》、《医院消毒供应室验收标准》等；狭义的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是指医疗机构制定的本机构医务人员进行医疗、护理、检验、医技诊断治疗及医用物品供应等各项工作应遵循的工作方法、步骤。
　　对“因”和“果”的审查判断是正确判定因果关系的前提和基础，缺一不可，否则因果关系就无从分析。在审理医疗侵权案件的活动中，查明患者受损事实及医疗行为等责任构成要件，最终都是为因果关系的判定进行服务。
　　二、因果关系的认定
　　必然因果关系说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民法界的通说。
　　通说认为：“所谓因果关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它是各种自然现象和各种社会现象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的合乎规律的客观联系”。“确定因果关系，就是要从客观现象中去寻找揭示它们之间所存在的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联系。” “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指的是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就是说，一定的损害事实是由该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而该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正是引起一定损害事实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一行为，就不会发生该损害事实。”
　　梁慧星先生则反对必然因果关系说而主张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相当因果关系说与必然因果关系说，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后者强调结果发生的“必然性”。且前者所强调的“可能性”，取决于“社会一般见解”，“在通常情形下，依一般社会经验，认为有此可能性”，即有相当因果关系；而后者强调的“必然性”是“客观的存在”，与人的认识无关。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缺陷在于混淆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以哲学因果关系概念代替法律因果关系概念。必然因果关系说貌似符合唯物辩证法，实为形而上学。依唯物辩证法，客观事物的必然联系，即客观规律是可以认知的。但这种认识有待于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要求法官处理每一个具体案件，均能准确掌握其必然性因果联系，恰恰与唯物辩证法相违背。法律的任务在于协调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主要是依循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公平正义观念及善良风俗习惯和人情常理。相当因果关系说不要求法官对每一个案件均脱离一般人的智识经验和认识水平，去追求所谓“客观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只要求判明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下存在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法律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是科学的。
　　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从本义上讲，是指致害行为或物体与损害之间的客观联系。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缺陷在于仅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个事实问题去认识，而忽略了因果关系在法律上的问题。目前，在各国司法实务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法规目的说和英美法上的可预见性理论。英美法系，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两个步骤，对“事实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属于事实问题，由陪审团认定。“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认定依靠一个核心理论——可预见性理论，即由法官来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低于法律所要求的注意义务标准，依此种注意义务标准，损害是否可以预见，如能预见，被告就应承担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与认定被告是否具有“过失”的客观标准相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从主观状态出发，判断加害人的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可作为归责依据的因果关系。法官依据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普遍要求，做出法律所要求的注意义务标准的主观判断。
　　相当因果关系说在我国台湾实务界已运用数十年，我国台湾民法权威王泽鉴先生认为，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两种：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其中，相当因果关系说区分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在认定上区分认定条件关系和认定相当性两个步骤。在条件关系的认定上，采用“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的公式。在具体归责中，为限制条件关系的界限，从而限制侵权责任的范围，则需进一步认定“相当性”，即侵权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损害结果。王泽鉴先生认为“相当因果关系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因果关系，更是一种法律政策的工具，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归属之法的价值判断。”
　　王泽鉴先生的论说与英美法系的因果关系理论，有相通之处，两者都主张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去分析因果关系。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相当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相当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其实就是对因果关系进行认定的“两分法”，是认定因果关系的方法论。前者要解决的是侵权责任是否成立，后者要解决的是在多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在判断这两个层次的因果关系时，前者体现法律事实，后者则体现政策性判断。
　　医学对人体器官器质性构造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是对人体器官功能的运行机制还存在太多的假说，特别是发病机制，在病理学中长期存在着多种争论。医学作为一门尚处于经验科学阶段的人体科学，还缺乏缜密系统的理论予以指导，加之又存在千千万万的个体差异，因此医学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实践性很强，每一种防治疾病的方法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验证，医疗行业是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风险的行业。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既能及时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又能与当代医学的发展相适应，是公平公正地处理医疗侵权纠纷的最佳选择。尤其是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两分法”，对医疗侵权纠纷的处理有极大的适用价值，它为法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借助于这种分析框架，可以使法官对因果关系问题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即因果关系有着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因果关系有着不同的功能领域，在不同的领域中因果关系有着不同的存在价值。首先因果关系是医疗侵权责任成立的基础和出发点；其次它又能避免无限扩大医方的民事法律责任，赋予医方医疗自主权，促进医方探索更好的疾病防治方法。“两分法”使法官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与促进医学事业的发展之间能够比较容易地寻求到平衡点。
　　在医疗侵权纠纷中，对事实上因果关系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分析认定，要依据不同的个案事实进行具体的分析。台湾判例学说均采用同一的认定公式：即无此行为，虽不必生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台湾判例对医疗事故因果关系的认定，常采用统计的因果关系和盖然的因果关系，其判断模式为：某种因素与疾病发生之原因，就医学上可考虑之若干因素，利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合理之盖然性”为基础，即使无法经由科学严密之实验，亦不能影响该因素之判断。笔者认为，台湾判例学说中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法则，完全可资借鉴。
　　实践中，法官对于医疗侵权纠纷的因果关系判断，大多依赖于医学鉴定，笔者认为医学鉴定非为每一个案件所必要。依常人的智识经验，足可认为无合理之可能的，可以直接否认具有因果关系，亦无需进行医学鉴定。比如笔者曾经审理的一起医疗纠纷案件，患者认为医方为其做胃镜时消毒不严致其患“浅表性胃炎”，但是经过比较前后两次胃镜所摄图片，患者胃粘膜的病理特征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可以确认患者在医方首次做胃镜时就患有“浅表性胃炎”，“果”发生于“因”之前。因此法庭直接断定疾病与医疗行为无关，亦未接受患者要求进行医学鉴定的申请。如果案件涉及复杂的医学专业知识，彼“因”是否能造成此“果”，即使其“可能性”亦非一般人可以认知，则必须进行医学鉴定。比如“一点癌”（一点癌是指癌症发病初期，癌细胞局限于某组织上，尚未扩散。）案件，医方为患者做胃镜检查时，在所怀疑的病变部位镊取组织进行活检，发现了癌细胞，随后征得患者同意，为患者进行了胃部分切除术，按照医学常规，对切除的胃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结果没有发现癌细胞。在医学上是否有“一点癌”的记载，本病例是否符合“一点癌”的特征，这就必须依赖专家组的鉴定意见，法官本身不可能具备认定此病例的专业素质和资格。医学鉴定的主要目的是，由医学专家对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进行认定，同时分析医方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从而为法官进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判定提供依据。
　　法官面对医学鉴定结论时，一定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完全依赖于医学鉴定结论；二是完全不信任医学鉴定结论。法官只能将医学鉴定结论作为一项民事诉讼证据来对待。鉴定结论属于案件的事实范畴，不属于法律范畴，从另一个层面讲，鉴定结论是专家的证言。因此，法官不仅对鉴定的真实性、准确性需要审查，而且要在当事人间组织质证。有人主张，医学鉴定结论具有专断性，法官无权审查，其依据是法官无此专业能力。这种意见是不恰当的。诚然，法官不具备进行医学鉴定的专业资格，但是法官可以对医疗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向权威的专业人士求教相关医学领域的问题，依据法律、法理和良知，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主张医学鉴定的专断性，违背法律的基本规则，是对法官行使审判权的限制，难以避免医方与鉴定组织及其人员的作弊行为，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官必须依据诉讼证据规则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组织质证。法官可以依据审判经验审查鉴定人员、组织、程序及结论的合法性、客观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不合法、不客观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另行组织专家鉴定组重新鉴定。法官作为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在鉴定结论面前不能无所作为、听之任之。
　　综上，在医疗侵权案件的审理中进行因果关系的判定，首先需查明“果”之所存、“因”之所在。其次，运用“两分法”，借鉴台湾判例学说关于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对因果关系进行事实上和法律上两个层面的分析。在寻求医学鉴定结论对事实上因果关系支持的同时，最终由法官依据社会公共利益的普遍要求进行价值判断，作出合乎法律规定和当代医学现状的公正裁判。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5月28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6年9月28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会议的召开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四章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第五章 述职评议
第六章 质询和罢免
第七章 发言和表决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常务委员会议事效率，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结合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实践，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问题，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的情况要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进行报道。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会议列席人员在分组会议、联组会议上的发言，摘发会议简报。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决定或者通过的人事任免，均在《辽宁日报》公布，并刊登《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刊》。

第二章 会议的召开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如有特殊需要，可以临时召集。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并主持，常务委员会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出席会议，因病和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必须向常务委员会主任请假。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由主任会议讨论拟订，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决定，主任会议根据会议议程，提出会议日程草案，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应当在会议举行七日以前，将开会日期、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临时召集的会议，临时通知。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各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及有关委员，办公厅、各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省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一人列席会议。必要的时候，由主任会议决定可以邀请有关的本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可以委托省内各人民团体、社会团体推定若干名公民旁听全体会议。公民
也可以申请旁听全体会议。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分别召开全体会议、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对议案或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时候，应当通知有关机关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审议议案和工作报告提出的意见，会后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整理印送有关机关办理。对其中重要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应在限定时间内报告办理结果。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十二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主任会议决定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应当向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说明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议案，一般应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前一个月，送交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提出议案的机关、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应当提供有关的资料。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关于议案的说明。
主任会议提出的议案，由主任、副主任、秘书长或者委托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或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作说明。
省人民政府提出的议案，由省人民政府负责人或者委托所属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作说明。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议案，由省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人作说明。
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议案，由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或有关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作说明。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的议案，由提案人推举一人作说明。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议案说明后，由分组会议对议案进行审议，也可以举行联组会议进行审议。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联组会议可以听取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对议案审议情况的综合汇报，对议案进行讨论和辩论。
提出议案的机关负责人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在常务委员会联组会议上对议案作补充说明。
第十七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出议案的机关或者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八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任会议提出，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委托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审议和研究，并提出报告。
第十九条 对任免案，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决定任免由省长提名，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任免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名，人民检察院检察人员的任免和批准任免由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名，各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的任免由主任会议提名。
提请常务委员会任免的人员，由提请任免机关报送干部任免呈报表。对任命的人员，应同时报送有关材料。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任免案时，提请任免机关负责人应当到会介绍拟任免人员的基本情况和任免理由，并回答审议中提出的问题。
第二十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一般要经过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草案比较成熟的，也可以一次审议，提付表决。

第二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未付表决的，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修改稿和审议结果报告；或者交由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修改，经主任会议审查后
，提出法规草案修改稿和审议结果报告，提请下一次或者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二条 享有立法权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民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批准，可先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工作委员会提出意见，经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批准。

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批准的地方性法规，由有关专门委员会作审议报告或者由主任会议委托有关工作委员会作审议报告。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时提出较多修改意见的地方性法规，在表决批准前，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由主任会议委托有关工作委员会作审议结果报告或者修改情况说明。
第二十三条 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
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四章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第二十四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专项工作报告；必要时，常务委员会可以指定题目，要求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向常务委员会作报告，也可以对省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省法院、省检
察院进行工作评议。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工作报告，应由省长或副省长或其他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院长或副院长，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到会作报告。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工作报告后，可以由分组会议或联组会议进行审议。
主任会议可以决定将工作报告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意见，再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有关机关对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应认真贯彻执行，并及时将贯彻执行情况报告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向常务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应至迟在常务委员会开会前五日，送交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第五章 述职评议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可以听取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和任命的人员的述职报告，由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审议。也可以组成由部分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的会议，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和任命的人员进行
述职评议。
述职的人员由主任会议确定，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评议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十九条 向常务委员会述职的人员应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前十五日，将述职报告送交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会议或者由其委托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根据述职报告和调查了解的情况，确定对述职的人员进行评议的中心发言人，写出评议发言材料。
第三十条 述职评议会议由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主持。被评议的人员述职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被评议人的述职报告进行评议发言。
常务委员会听取述职报告和评议时，可以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三十一条 被评议人员根据评议意见，应在三个月内将整改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或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报告，或者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六章 质询和罢免
第三十二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省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三十三条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的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质询的内容必须属于受质询机关的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第三十四条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书面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任会议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
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受质询机关如果在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不能作出答复的，必须说明理由，由主任会议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答复时间。
第三十五条 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时，可以提出询问和依法继续质询。
第三十六条 质询案在未作出答复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质询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七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和对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撤职案。
第三十八条 罢免案和撤职案应当写明罢免或撤职的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或撤职的人员有权在主任会议和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申辩意见。申辩意见应由主任会议决定印发会议。
第三十九条 罢免案和撤职案经会议审议后，由主任会议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第七章 发言和表决
第四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第一次发言不超过十分钟，第二次对同一问题的发言不超过五分钟；在联组会议上第一次发言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对同一个问题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事先提出要求，经会议主持人同意，可以延长发言时间，发言
的顺序按照事先报名的先后或者由会议主持人指定。
第四十一条 表决议案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四十二条 交付表决的议案，如果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
第四十三条 对地方性法规草案在审议中有重大争议的，可先对有争议的条款进行表决，再对法规草案进行表决。
第四十四条 在议案付表决前，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如果有新的意见，经会议主持人同意可以发表，但不得中止对议案的表决。
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表决议案，采用电子表决器或者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第四十六条 表决人事任免案时，对提请任命的人员和免去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职务的，免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的，批准免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应逐一进行表决。
对免去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职务的，免去省高级人民法院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的，根据情况也可以合并表决。
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不受法律追究。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规则执行中的问题，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负责解释，修改权属于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九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