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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公共话语

姚建宗

话语乃是社会活动主体通过言语或者以言行事而对语言加以运用的最为基本的方式，它一般是通过具有丰富的意义负载的象征符号来表达或者传达其意图与内涵的。这些象征符号极为广泛而复杂，诸如手势、身体动作、表情、声音、语词等等都包括在内，但最为基本也最为常用的乃是语词。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语言"乃是为了形式表达而建立的规则系统，其基本要素为"句子"；而"言语"或"言说"则是在话语中使用句子的语言行为，其基本要素为"话语"或"言语行为"。（1）但在非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话语等同于语言，即静态的在"句子"中运用"语词"的规范性意义表达。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人的世界，即是由人的语言或者话语构成的具有意义联系的不断展开的世界；人的生活，无论是作为历史的过去的生活，还是作为当前的现实生活，甚至是作为将来的未来生活，也都是而且也只能是由人的语言或者话语来构造的。话语或者语言，总是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着主体的性格、情感、理想与思维。公共话语，则集中地反映了绝大多数社会活动主体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精神风貌、社会情感与民族性格，也反映了绝大多数社会活动主体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理想。

显然，任何准备进行真正的法治建设的社会和国家，不能不认真对待其所面临的现实的公共话语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的契合性。因此，在尽可能地消解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相矛盾的公共话语对法治的观念对抗与消极影响、改造这些与法治的旨趣和原则相悖的公共话语的基础上，建构和培育充分表达法治的旨趣与原则的公共话语，从而使广泛的社会活动主体在其思想和行动中逐步接受"法治"的公共话语及其所体现的观念、意识、精神和思维逻辑，确立法的至上性与权威性观念，培养并巩固其对法的真诚的制度性信任与信仰，乃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无法回避、也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法治的存在、发展与运作总是在一既定的公共话语或者语言环境之中展开的；同时它也需要并产生着支持它自身的存在、发展与运作的共公话语体系。

人与其它动物的区别的关键之一乃是人拥有语言并能对语言自觉地加以运用，人的世界之所以是人的世界，其关键之一也在于人拥有语言并能对语言自觉地加以运用。正是在对语言的自觉运用之中，人才通过语言在思维之中认识、理解和创造着自身和生活，从而也创造了人的世界。难怪美国人类学家R·M·基辛坚持认为："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主要是因为人类有创造并运用象征符号(symbols)的能力。语言使人类得以超越许多生物性的限制，也使人类得以建构其文化模型并传诸后世。"因此，"要了解人类及其本质，就必须先了解语言。这不仅因为语言促成了人类的文化，造成我们在大自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更因为语言是文化本身的基本关键。"（2）怀特更具体地分析了语言与人类生活的极其密切的关联，即："没有语言，我们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的组织；没有礼仪和道德规范；没有法律；没有科学、神学和文学；除了猿猴水平的嬉戏外，它不会有游戏和音乐。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礼仪和礼仪用品就毫无意义。实际上，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这就差不多等于丧失了使用工具的能力，我们就将象现在在高等类人猿中发现的情况那样，只是偶然地和无意义地动用一下工具；因为，正是音节清晰的语言，才使得类人猿那种偶然动用工具的活动，转变为人类之具有进步性和累加性的使用工具的活动。"（3）

正是语言使生物的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使人的生活与人的世界得以形成、展开并不间断地得到延续。因此，从社会文化的意义上以及从人的整体的生活的意义上来看，人的真实的历史正是语言沉积的历史，人的真实的现实生活正是由语言展开的活生生的生活，人的理想的未来生活也正是由语言所型塑的生活。所以，"语言不是一种虚饰，它在执行着某种实际的功能。并且因为每个人总是希望语言这种经常使用的工具经济、简便、省力，以最小的气力表达最大的信息量，因此一种语言总是与它的环境高度适应。在这种特定环境中，只有愚蠢的表达者，没有愚蠢的社会语言。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某些词汇被经常、反复、高频率地使用不会是没有缘由的，不会因为使用它的是个'罗哩罗嗦'民族。而以大量不同的名称去代表同一事物、现象的不同类型、表现，绝不会是画蛇添足的举动。正如帕默尔所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4）所以，我们赞同这样的看法："作为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语言直接构成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生活在自己的语言之中；人类的世界将从语言开始。"（5）我们也相信人类学家萨丕尔的见解："事实上，'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绝没有两种语言在表现同一个社会现实时是被视为完全相同的。不同的社会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不只是贴上不同的标签的同一个世界"。（6）

由此看来，语言作为某种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反映，也作为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与生活方式，它不仅真实地记载着历史中的人的生活，同时也直接关照和反映着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引导并构造着现实的人的未来生活，而且还深刻地反映着它所表征的特定社会的民族性格、社会情感、道德观念、价值准则与社会结构，特别是语言中所蕴含的民族性格、社会情感、道德观念与价值准则，对现实的人的思想、观念、人格和具体的行动产生着极其强大而又是无形的强制作用。因为人们获得某种语言，认同某种话语，实际上也意味着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这种语言和话语所代表或体现的价值准则、道德观念、社会情感与思维方式。所以，一个社会的基本的观念系统如道德观、宗教观、文化观、社会生活观与政治法律观等，固然是在语言及作为语言运用方式的话语特别是社会的公共话语中得到充分体现的；同时，一个社会基本的规范、制度与组织机构系统的存在及其运作的正当性、合理性与有效性，既会产生出与它们自身相适应并予以自我支撑的社会语言与公共话语，又要求整个社会有意识地形成与其基本规范、制度与组织机构之品性相一致的社会语言与公共话语，并得到这些社会语言和公共话语的社会观念与情感的支持。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意义、功能与作用的充分发挥，若离开了必要的社会语言的中介和公共话语的支撑，是无法真正成为现实的人的生活的内在构成部分的，其存在与具体运作必然与现实的人、与现实的人的生活发生严重的疏离。

法治的存在与践行与"法治"的公共话语密切相关，是因为首先，法治之客体要素的型构以其公共话语的意义赋加为必要条件。即，法治所需的法的规范、制度与组织设施，是社会活动主体以对相关语词的含义的认知和理解为基础，选择和运用语词，并对其意义、功能与主旨进行必要的设定，在彼此"言说"或"言语"活动（使用以"语词"为元素的"句子"的语言行为，基本成分或基本方式正是"话语"）之中形成作为共识的公共话语的基础上，完成其型构的。这样，法治之客体要素的意义与主旨，也正是通过相关的公共话语的意义确定或意义转换来展示的。其次，法治的主体要素的生成，特别是主体的人格、心态与情感的确立，也是以其公共话语的意义与主旨的呈现为充分必要条件的，法治的主体与"法治"的公共话语处于彼此塑造的互动之中。再次，法治的主体要素与客体要素的有机结合即法治的实践操作与现实展开过程，更要依赖于法治的主体对法治的客体要素的意义及其负载的价值旨趣与精神蕴含的深刻理解，依赖于其在各自的理解与"言说"的基础上形成必要而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法治"的公共话语。
二、公共话语的形成以人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领域的相对独立与区分为前提，以社会活动主体广泛的对话与交往为条件。

哈贝马斯指出，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本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领域的媒介。"也就是说，"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就这样一种公共领域而言，它涉及公共性的原则--这种公共性一度是在与君主的秘密政治的斗争中获得的，自那以后，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7）由此可见，"公共领域"的特点在于：其一，它是由众多独立的复数主体（即公民）的同时"在场"，彼此言说与对话，所构成的一个由各种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织就的意义空间；其二，它所面对并加以关照的乃是基于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的具有普遍性的公共利益；其三，它是开放的，公开、平等而自由的讨论与对话是其常规表现形式；其四，它具有一定的传播或表达公众的公共意见的媒介。所谓"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由"家庭、邻里关系和社交之类的非正式关系界定的"领域，"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总的说来一直是私人领域，因而与公共权力机关或政府(government)是相对立的。"（8）按照汉娜·阿伦特的看法，私人生活本身具有一种被剥夺的性质，其"原因在于他人的缺席；对他人而言，私人并没有出现，因此他仿佛是不存在的。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会对他人产生任何意义或结果，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对其他人是无足轻重的。"而"这一领域的内部结构一直都是隐蔽的，不具备公共的意义"，其所面对和关照的始终是公民个人的私人利益。（9）

以上述思想家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及其对它们各自特点的分析为基础，我倾向于在扩展了的意义上理解人的公共生活领域，而在限制了的意义上理解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公共生活领域即社会活动主体（虽然必然以公民个人为基础但又并不仅限于公民）以其整体利益或者社会普遍利益为指向的现实活动领域，它既具有广泛的自由度和稳定的平等基础，又具有广泛的开放结构；而私人生活领域则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公民个人在其个人生活与家庭、邻里关系和私人社交关系中以其私人利益为直接指向的活动领域，这一领导的私人性体现为封闭性、排他性与隐蔽性。按此理解，哈贝马斯等人划归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很大部分领域，如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活动领域也被视为人的公共生活的组成部分，联系到阿伦特曾经有过的这样的分析："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分对应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分，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而存在的。然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社会领域的兴起严格说来是比较晚近的现象，从起源上说，它是随着近代而开始的，并且在民族国家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形态"，（10）本文所指称的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也就是在本源意义的公共生活领域之上增加了"社会领域"。

这样，在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众多的社会活动主体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即公民个人的个体层次，公民集体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社会层次，以及操作政治性公共权力的国家（政府）层次。原则上，由这三个主体层次及其活动形成的公共生活领域具有广泛的公开性，这种公开性也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具有现实性的"公共的"领域的原因，即，"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对我们来说，表象--即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人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构成了现实"，换句话说，"其他能够看见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听见我们所听见的东西的人的在场向我们保证了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现实性。"公共生活领域的存在，也预示着加入这个领域的社会活动主体共同拥有并活动于同一有意义的世界上，"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之间，就如同一张桌子的四周围坐着许多人一样；世界像每一个中间事物一样，都同时将人联系起来和分离开来。"（11）所以，每一个社会活动主体都是以平等独立的主体资格进入公共生活领域的，每一个社会活动主体面对其共同的普遍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问题都不可避免地要依据其自己的意义认知而运用各自的话语进行言说，以表达其意义与意见。每一个社会活动主体的这种言说基本上是在"各说各的话"、"各吹各的调"，其特殊的话语所蕴含和展示的意义必然发生冲突和矛盾。正是在消解公共生活领域中主体之间的话语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中，才形成了公共话语。

由于在公共生活领域，每一个社会活动主体都是自由而平等的，所以公共话语不可能由某一个或某一些主体以强力压制的方式使其他主体屈从于自己的话语权力而获得，也不可能由主体通过单纯的话语的外在表白或者自我攀谈式的内心独白而获得。公共话语的形成，只有通过众多的社会活动主体在各自的言说或者话语表达的基础上自愿地进行对话式的交往实践才有可能。因为，正是在每一个主体自由地充分地表达其对某种公共事务的见解，在其平等地进行话语的交流之中，不间断的话语言说使每一个主体都在对自己的见解加以反复论证的同时又在尊重和理解其他主体的话语意义的同时不断地说服其他主体。这一过程充满彼此之间对原则的坚持和具体意见的宽容、对统一性与普遍性的追求和对多元性的理解与保留；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参与公共生活领域的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对某种公共事务之独立见解的相互妥协与彼此让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话语的交流和对话实践的充分展开，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活动主体会首先在一定范围内形成某些共同意见与见解，这些得到有限范围主体认可的共同意见与见解通过话语表达出来，形成一定范围的社会"舆论"。但"舆论"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尚处于不稳定状态，其性格色彩尚未形成，而激情因素较多理性成分不足。因此，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活动主体还必须既以"舆论"为基础，又对"舆论"采取反思与批判的立场继续进行广泛的对话式话语交流实践，从而获得具有比较稳定的价值与意义内涵和个性的"公共舆论"，表达这种"公共舆论"的话语即社会的公共话语。哈贝马斯就反复强调："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如果没有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相互交流，即使舆论有公共潜力，也不会发展成一种公众舆论"，而且，也正是由于公众舆论或者公共话语的存在，才保证了公共生活领域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opinion
publique)时，公共性才能实现。"（12）

因此，社会的规范与制度的确立与实践、政策措施的推行与落实，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之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从其所产生的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的公共话语中找到答案；同时，恰当妥贴的社会公共话语也可以为相应的社会规范、制度与政策措施的良性运作提供稳定的观念与心基础、情感与精神支持。这表明，"话语和实践互相依存。实践需要遵循话语，而话语则产生于实践。"（13）就法治而言，其基本意义在于确立社会生活领域法律至上的法律统治，这种"法律统治受到公共性，亦即公共领域的保障，其功能立足于法律秩序的自然基础之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面对公共领域，一切政治行为都立足法律；这些法律就其自身而言被公众舆论证明为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因为从经验上讲，法律的源头在于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所达成的共识'"。（14）所以，分析探讨法治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公共话语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情感、社会道德观念与社会价值准则、社会认知与社会思维方式，对于法治实践本身具有重大意义。
三、中国法治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公共话语之意义所展示的社会心态、情感、价值与思维逻辑，在本质上是与法治的目的追求与意义旨趣相悖的。

前已叙及，人的世界即语言的世界，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就是由现实的人的言语行为构成的话语的世界。因此，社会话语特别是流行话语，反映着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面貌及其流动状况，有关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某一侧面或者某一领域的流行话语或者主流话语，也就反映着这一领域的现实面貌及其流动指向。而当流行话语"长期流行"从而变成比较稳定的社会主流话语，影响着社会活动主体的观念、意识、思想方式与具体言论和行动时，这种流行话语或者主流话语也就是社会的公共话语。

社会的公共话语的存在空间自然应是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但其影响也及于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因此，公共话语的实际存在空间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同一的。就其被具体"言说"的主体、"言说"的领域和"言说"的方式来看，公共话语存在并表现为不同的话语类别形态，如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政治话语和社会话语，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不管我们称其为流行话语还是主流话语，公共话语及其语词的的确确反映着社会的观念、意识、心态、情感、价值观、思想方式与意识形态状况。郑也夫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公共话语的语词选择及其话语特点的分析就极其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文革"时期公共话语中流行"红""黑"两色的语词，"红"色语词如"红卫兵"、"红小兵"、"红五类"（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人）、"红袖章"、"红宝书"、"红司令"、"红色恐怖"、"红色海洋"、"红太阳"、"又红又专"、"红透专深"，文艺作品中也有小说《红旗飘飘》、《红旗谱》、《红日》、《红岩》，电影《红孩子》、《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星》，戏剧有《红灯记》、《红灯照》等；"黑"色语词如"黑帮"、"黑帮分子"、"黑帮子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出身的人）、"黑干将"、"黑爪牙"、"黑材料"、"黑线（路线）"、"黑修（修正主义）美（美帝国主义）"等；"文革"时期公共话语的基本特点是谩骂语词泛滥（如"狗崽子"、"混蛋"、"他妈的"、"牛鬼蛇神"、"一小撮"、"放屁"、"砸烂狗头"等）、极端化语词泛滥（如"完全"、"彻底"、"无限"、"最"、"永远"等）、"口号"盛行、"语录"泛滥、"颂扬体"流行（如"伟大"、"光荣"、"正确"、"战无不胜"、"领袖"、"导师"、"统帅"、"舵手"、"红司令"、"红太阳"、"精神原子弹"、"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大救星"等）（15）。从这些语词及其构成的公共话语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当时社会的基本观念与意识、社会心态与情感、社会整体价值观及其思想意识形态和思维逻辑；我们也不难理解正是当时全面的社会实践促使这些特殊语词广泛地进入公共话语之中，同时又正是由这些特殊语词所构成的公共话语在全面地支持和巩固着相应的社会实践。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然而，我国现实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却并未相应地形成公共话语层次的社会话语，恰恰相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直接与其相关的作为社会流行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公共话语，其意义指向与价值诉求及其观念内涵与意识，所表达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情感、社会性格与精神氛围，是与真正的法治相悖的。试看下列语境中社会活动主体与"法治"有关的言说所运用的公共话语：

例一：属于行政部门的"公安机关"和被赋予行使司法权的"检察院"和"法院"，通常被合称为"政法机关"，其官员和职员被称为"政法干警"；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党内所设立的专门领导司法事务的机构被称为"政法委员会"（简称"政法委"）；

例二：对于刑事犯罪的集中打击通常以大规模的运动方式展开，一般被冠以"严打斗争"、"××战役"、"××战争"之类名称，如最近刚刚结束的全国范围抓捕刑事犯罪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工作称为"追逃专项斗争"；

例三：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的功能与作用被广泛地认定为"保驾护航"，从事法律实践的官员特别是司法官员也自觉地接受这一定位并引以为自豪；

例四：在日常生活的具体生活场景中，一般民众既瞧不起法律而对之持轻蔑态度（通常的话语是："法律？有什么用？法律哪有权大？！"），同时又"尊敬"法律--当自身涉入法律纠纷时又希望能够得到法律的"公正"（偏向、照顾自己当然更好）对待；

例五：在一般民众看来，法律和司法机关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是没有地位的，或者说其地位极低，处于边缘化境地，这从一句民谣（公共话语之表现）中完全可以领会其尴尬与无奈："党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举手、政协发言"；（16）然而，民众却对司法的不公与司法的腐败相当敏感，常常有意无意地将其夸大（将腐败面扩大化、腐败程度严重化），最近就比较流行这样一句人称"四大黑"（意指腐败严重或者获有大量非法收入）的民谣就把"公、检、法，国、地税"和"黑社会"并列，且排为首位；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演出市场管理条例（修正）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4年7月22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7月7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2000年7月14日公布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告第三十三号将本文废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本市演出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文艺事业的繁荣，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从事营业演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适用本条例。
前款所称的从事营业演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是指：
（一）从事戏剧，音乐，舞蹈，杂技（魔术、马戏），曲艺，木偶，皮影等营业演出活动的艺术表演团体和个人；
（二）为营业演出活动提供场所的剧场，影剧场（院），书场，俱乐部，文化宫（馆、站），礼堂，体育馆（宫、场），宾馆（饭店），公园和商场等单位；
（三）为营业演出活动提供中介服务或者进行委托代理的经纪机构和经纪人。
第三条 本市演出市场实行营业演出许可证制度。
营业演出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营业演出活动应当文明、健康，不得有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禁止营业演出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四条 依法从事营业演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挠、破坏依法从事的营业演出活动。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演出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演出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法律、法规，负责本条例的实施，并根据本条例及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实施细则制订具体的管理办法；
（二）制订本市演出市场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本市演出市场的监督、管理及对管理人员的培训；
（四）对为繁荣演出市场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五）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予以处理。
第七条 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演出市场的管理，业务上受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法律、法规；
（二）根据本市演出市场的发展规划，制订本行政区域内演出市场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本区、县所属的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的管理和对管理人员的培训，负责或者参与对本行政区域内营业演出活动的日常管理；
（四）对为繁荣演出市场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五）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予以处理。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工商、公安、卫生、物价、财政、税务、审计、交通等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协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三章 申请与审批
第九条 单位或者个人从事营业演出活动，应当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未经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得从事营业演出活动。
第十条 申请设立从事营业演出活动的艺术表演团体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具备一定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负责人及熟悉业务的管理人员；
（二）有具备一定艺术质量和足够数量的演出剧（节）目及相应的演职人员；
（三）有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
（四）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排练场所和演出所需的器材设备；
（五）有一定数额的注册资金。
第十一条 个人申请营业演出，应当具有一定的艺术表演技能。艺术表演团体的在职人员申请个人营业演出，还应当征得所在单位的同意。
第十二条 申请设立营业演出场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具备一定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二）有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
（三）有适合演出的建筑物和必要的演出器材；
（四）建筑结构安全合理，消防设施齐全有效；
（五）通风、卫生等设施符合标准。
第十三条 申请设立演出经纪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具备一定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的负责人及熟悉业务的从业人员；
（二）有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
（三）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的设施；
（四）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五）有一定数额的注册资金。
第十四条 演出经纪人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从事文艺演出业务的经历。从事演出经纪人活动的具体条件，由市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规定。
第十五条 单位或者个人申请从事营业演出活动，按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一）市级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市级社会团体、部队、高等艺术院校和外商投资单位设立从事营业演出活动的艺术表演团体或者演出场所，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其他单位设立从事营业演出活动的艺术表演团体或者演出场所，向其所在地的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审查意见，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接到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意见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对经过审查批准的，发给《营业演出许可证》。
（二）个人从事营业演出活动，应当向户口所在地的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审查意见，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查意见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审
批决定。对经过审查批准的，发给《营业演出许可证》。
（三）设立演出经纪机构，应当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对经过审查批准的，发给《演出经营许可证》。
（四）从事演出经纪人活动，应当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对经过审查合格的，发给《演出经营许可证》。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规定的审批期限内未作出审批决定的，应当视为批准，并发给《营业演出许可证》或者《演出经营许可证》。
经批准取得《营业演出许可证》或者《演出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其中，申请设立营业演出场所的，应当同时向公安部门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治安管理许可证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第十六条 从事营业演出活动的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所和演出经纪机构合并、转业或者撤销，营业演出个人和演出经纪人歇业，应当按照原申请审批程序，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第四章 演出管理
第十七条 本市艺术表演团体或者个人赴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营业演出活动，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艺术表演团体或者个人来本市进行营业演出活动，都应当持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向演出地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演出手续。
本市演出经纪机构或者演出经纪人组台组团赴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营业演出活动，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演出经纪机构或者演出经纪人组台组团来本市进行营业演出活动，都应当持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向演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演出手续。
第十八条 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艺术表演团体和个人来本市进行营业演出活动，必须由接待单位持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办理领取《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的手续。
本市艺术表演团体和个人赴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演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十九条 从事营业演出活动的单位临时邀请部分艺术表演团体和个人联合组台组团演出，应当向所在地的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跨区、县的组台组团演出，应当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领取《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
第二十条 进行募捐性演出和义演活动，主办单位必须持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募捐性演出和义演的收入除支付必要的开支外，必须全部用作捐款，主办单位和演职人员不得从中提取报酬。演出财务收支，必须接受审计监督。
第二十一条 以广告性赞助形式进行营业演出活动，主办单位应当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广告性赞助演出应当遵守广告管理法规的有关规定。
广告性赞助费必须纳入主办单位收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统一管理。
第二十二条 非营业演出单位进行临时性营业演出活动，应当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领取《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
业余艺术团体进行临时性营业演出活动，应当向演出所在地的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领取《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在街头、广场等室外公共场所进行营业演出活动，必须经演出所在地的区、县公安部门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市和区、县艺术表演团体举办学生专场演出，市和区艺术表演团体到本市农村演出，财政部门酌情给予补贴。
第二十五条 营业演出的票价按照物价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并明码标价。
第二十六条 营业演出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健康，禁止弄虚作假，欺骗观众。
营业演出广告必须经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后方能刊登、播放、张贴。
第二十七条 在本市进行营业演出活动，当事人各方应当就演出节目、内容、时间、场次、收入分成及违约责任等签订书面演出合同。合同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并报市或者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从事营业演出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进行营业演出活动时，应当持有《营业演出许可证》、《演出经营许可证》或者《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
《营业演出许可证》、《演出经营许可证》和《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不得转让、出租、出借、涂改或者伪造。
《营业演出许可证》、《演出经营许可证》每年复核一次。
第二十九条 从事营业演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市或者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许可证副本及演出合同副本，报所在地的税务部门备案，并按照税法规定缴纳税款。
第三十条 演出经纪机构及演出经纪人，一年内无演出经营活动的，由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取消其演出经营资格，收回《演出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一条 从事营业演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的法律、法规，服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并接受检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检查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检查证件。
对检举或者协助破获营业演出中违法、犯罪案件的单位和个人，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给予处罚；其中，演出节目有反动、淫秽、色情内容的，由公安部门给予处罚。
（一）未经申请领取《营业演出许可证》或者《演出经营许可证》，进行营业演出活动的；
（二）转让、出租、出借、涂改、伪造《营业演出许可证》、《演出经营许可证》或者《临时营业演出许可证》的；
（三）未经批准，赴外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来本市进行营业演出活动的；
（四）未经核准，刊登、播放、张贴营业演出广告的；
（五）未经批准，组办外国或者港、澳、台地区团体和个人来本市演出以及进行组台组团演出、募捐性演出和义演、广告性赞助演出、临时性营业演出、室外公共场所演出的；
（六）未经批准，对从事营业演出活动的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所和演出经纪机构进行合并、转业或者撤销的；
（七）演出节目有反动、淫秽、色情或者有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内容的。
对有前款所列行为的，有关部门可以没收其全部违法所得，并根据情节轻重，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或者违法所得金额一至五倍的罚款，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或者违法所得金额一至三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以责令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营业演出许可证》
或者《演出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有其他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由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四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没款应当开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收据。罚没款按照规定上缴国库。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申请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对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决定在规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对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工作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在本市进行营业演出活动时穿插武术、气功、健美等表演的，适用本条例。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的实施细则由市人民政府制订并颁布施行。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4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4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