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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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
中共中央组织部 劳动人事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
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
中央原则同意解决“以工代干”问题，对确有文化、技术、够条件的“以工代干”人员，可以转为干部。这对于加强干部队伍管理，促进四化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缺乏正常的吸收录用干部制度，厂矿企业因干部不足，选调了一批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未办提干手续，从而出现了“以工代干”。后来，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缺乏干部，也陆续采用了“以工代干”人员。“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管理混乱，“以工
代干”人员越来越多。“以工代干”人员大部分年富力强，有的已担任领导职务，有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成了生产管理和党政工作的骨干；但也有一部分人不符合干部条件，不能胜任本职工作。大批“以工代干”人员的出现，给干部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少问题。同时，他们长期“工不工
”、“干不干”，影响了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四化建设。
近几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对解决“以工代干”问题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有的还进行了整顿试点，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目前，各地区、各部门都在进行机构改革和企业整顿工作，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妥善解决好“以工代干”问题。
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文化大革命”前脱产当干部使用，现仍在干部工作岗位上的；经县以上党委或政府正式任命担任领导职务的；按照国务院颁发的各种业务技术职称暂行规定，取得业务技术职称的“以工代干”人员，经有关部门考核审定，确实符合干部条件的，承认为干部，补办干部手续。
二、一九七九年底以前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全民所有制企业里的“以工代干”人员，凡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转为干部。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路线，能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办事。
2．工作积极，熟悉业务，胜任本职工作。
3．遵纪守法，作风正派。
4．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年龄一般在四十岁以下。
5．具有高中或相当高中文化程度。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矿山、建筑、农场、盐业、森林采伐、野外作业等工作条件艰苦的基层单位，文化程度可适当放宽。
三、属于转干范围的“以工代干”人员，经本单位群众评议和组织、人事部门考核，确实具备转干条件的，填写《转干审批表》，并经县级或县级以上人事部门审查后，报行署（市）或行署以上人事部门批准，办理转干手续。在有业务技术职称岗位上的“以工代干”人员，需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经过专业、技术考试，取得业务技术职称后，转为干部。实行主管部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主管部门为主的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国务院各部门直属单位的“以工代干”人员的转干，由所在单位审查，报上级主管部门（相当行署、市级以上机关）批准。
四、从工人中民主选举出来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享受干部待遇，不算“以工代干”，不办理转干手续，落选后回生产岗位当工人。在既可由干部担任，又可由工人担任的岗位上工作的人员，不算作“以工代干”，不办理转干手续。
五、“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以及反对党的路线的、在经济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一律不能转干。
六、不能转干的“以工代干”人员，原则上回原岗位；不能回原岗位的，可改做其他适当工作。年老体弱，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可以退休、退职。其中“文化大革命”前“以工代干”的人员，可按干部退休、退职的有关规定办理。
七、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人事局长会议曾明确，今后一律不再搞“以工代干”，这个原则必须坚持。一九八○年一月以后的“以工代干”人员，不列入这次转干范围。其中优秀的、工作确实需要、本单位编制允许的，可按照劳动人事部《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办理。
八、本通知下达之前，各地区、各部门已经办理“以工代干”人员转干的，凡符合本通知规定的，予以承认；不符合本通知规定的，要纠正过来。
九、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结合机构改革和企业整顿，确定整顿“以工代干”人员的工作步骤和方法。要先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铺开，不要一哄而起，不要搞一刀切。要争取用一年时间完成这项任务。
十、整顿“以工代干”人员的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掌握好转干条件，严格审批手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对不
能转干的人，更要把工作做深做细。要防止和排除派性干扰，反对不正之风。对徇私舞弊的，要严肃批评，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纪律处分。通过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当手段转干的，一律无效。
1983年2月12日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决定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决定
（2002年8月2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2年8月2日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6号公布）
全文
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对《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至少应当有一个名额，多民族村民居住的村应当有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成员。”
第四款修改为：“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村民委员会任期届满，应当及时举行换届选举。少数村因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或者延期换届选举的，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全县（市、区）村民委员会提前或者延期换届选举，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二、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由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三、第七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选举工作所需经费，由本级财政列入预算。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工作经费在村级收入中列支，村级收入不敷使用或经济困难的村，乡级财政应给予适当补助。”
四、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经村民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推选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推选其中一人主持工作。”
五、第十二条修改为：“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都有权在户口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进行选民登记。
户口不在本村，但在本村尽村民义务的，经户口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出具选民资格证明和未在户口所在地参加选民登记的证明，可以在本村的村民委员会进行选民登记。
外出两年以上的选民，经通知在选举日未能回村参加选举又未委托其他选民代其行使选举权的，经村民选举委员会确认，可不计算在本次选举的选民人数内。
计算选民年龄的时间，以选举日为准。村民出生日期以身份证为准，未办理身份证的以户口登记为准。”
六、第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候选人由本村过半数选民直接提名产生，以提名得票多的为正式候选人，于选举日的十日以前按提名职务和得票多少的顺序张榜公布。”
删除该条第二款。
七、第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投票选举前，正式候选人可以向选民宣讲任期目标，并应当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但其内容不得违背法律、法规。”
八、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经投票选举，当选人数不足应选名额，但已达三人或者三人以上时，组成新一届村民委员会，不足名额可以暂缺。主任暂缺时，由当选得票多的副主任暂时主持工作；主任、副主任都暂缺时，由当选得票多的村民委员会委员暂时主持工作，直至选出主任为止。”
第二款修改为：“当选人数少于三人时，不足的名额应当在选举日之后的十五日以内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按照未当选人得票的多少顺序确定候选人。另行选举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参加投票的选票数的三分之一。”
第四款修改为：“重新选举适用本办法规定的选举程序和办法。”
九、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修改为：“新一届村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应当在选举结果公布后十日内召开。”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上一届村民委员会应当在新一届村民委员会产生之日立即向新一届村民委员会移交公章，并于十日内将办公设施、财务帐目、资料档案及经营资产等移交完毕；逾期不交接的，乡级人民政府可以监督交接或由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根据以上修改，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本决定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根据本决定作修改后重新公布。
理论法学作为民诉法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或学说类型，是在超越注释法学的背景和语境下产生的，其基本特征在于为探寻根本的诉讼规律而从事价值分析，有时也落脚为对策法学。理论法学的基本功能在于它力图将一种类型的规范文本体系转换为另一种类型的规范文本体系，在这种文本范式的转换中，理论法学起到了桥梁作用和催生作用。
理论法学的学术品格
理论法学有两个主要品格:一是它的批判性或解构性，以此揭示传统文本范式及其话语系统的偏误性和滞后性;另一个是它的创造性或建构性，以此提出、倡导一种新型文本范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话语系统。为了使之带有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理论禀赋，理论法学所依托的立足之本乃是民诉法律发展所呈现出的内在的或本质的规定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基本诉讼规律。理论法学不受现实的规范文本所束缚，相反，它旨在突破此种实定的规范文本。
因此，理论法学与规范法学、概念法学或注释法学等类法学的区别不在于对范畴体系进行简单的划分和归类，而主要在于透过范畴系统的表象而把握理论的实质指归。比如不能认为某些课题，如诉权论、诉讼标的论、既判力论等等，就一定属于理论法学的范畴，而其他课题如举证责任论、诉讼法律关系论、诉的要素论等等，就一定属于注释法学的范畴。私权诉权说、传统诉讼标的理论、举证责任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二元诉讼法律关系说等等，乃是对中国现行民诉法规范体系进行理解、阅读、阐释、刻画、梳理、整合的范畴系统，它们之被使用，目的在于证成现行民诉法文本范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属于描述性的注释法学;而同样属于上述课题范围或名目，宪法诉权说、诉讼标的新理论、举证责任的实质分配标准说、多元诉讼法律关系论或诉讼法律状态论等等，则因其具有证伪或颠覆现行民事诉讼规范文本系统的理论功能，而应被划归理论法学的范畴。
理论法学的研究进路
理论法学的研究进路，既可脱胎于注释法学的范畴系统，也可以另辟蹊径，绕开难以化而为用的旧式范畴，而创设新型范畴体系。比如说，被民诉法学界称为“新三论”的民事诉讼目的论、民事诉讼价值论以及民事诉讼模式论，则在其产生之初便具有质疑传统民诉法学的特质，因而属于理论法学范畴。有些诉讼范畴论，如程序正义论、法律真实论、非法证据排除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论等等，在我国民诉法学语境中，则天然地属于理论法学的界域。
固然，理论法学的范围极其宽泛，因而不妨将其划分为本体的理论法学和交叉的理论法学两个类别来加以认识。
本体的理论法学是在传统的注释法学范围内，经过反思性批判和删改而延伸形成的，表现为理论范畴的内涵裂变、体系重组和结构再造等等，因而属于内生的理论法学。这是民事诉讼理论法学生成的主体性路径，也是正统民诉法学者所擅长的话语领域。但正如依托规范的注释法学一样，本体的理论法学也有视野不够开阔、深度不够等局限，因而是一种不彻底的理论法学。
交叉的理论法学则将民诉法学的理论根须导向其他相关学科，从而形成了一株枝繁叶茂的“理论之树”，其特点是“树”而不是“木”。交叉理论法学是运用其他学科的范畴、命题、方法、话语来审视、解读、诠释、究问、检阅、求证民诉法学所关涉的诸问题。它具有两方面的基本功能——
一方面，借助交叉理论法学的研究，通过范畴启迪、命题转换、内涵蜕变等思维中介，可以在瞬间实现民诉法学的知识增量。同时，它推动民诉法学的传统范畴、本域命题、内生定义等涵养于现代范畴、跨界命题与外生内涵等宽阔的话语体系中，并历经相互间的碰撞、博弈、砥砺、磨合而生成崭新的民诉法学理论体系。这可视为交叉理论法学的内在功能。表征此一功能的研究范式不妨称之为“话语体系转换式研究”，这一研究路径与“本体生成型研究”相对而言。
另一方面，交叉理论法学的另一功能则被赋予了外在者视角下的特质，此即通过交叉理论法学的研究与开拓，使民诉法学走出自说自话的狭小空间，而融入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之中。将中国民诉法学研究融入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之中，使前者成为后者的有机一员，同时使后者在前者的推动下不断趋于进步，这便是中国民诉法学当下应当肩负起的历史使命。当我们追问“什么是中国民诉法学的贡献”时，我们不仅要能够回答，我们对民诉法规范文本之优化和更新作出了哪些贡献，对民诉法的理解和实践应用作出了哪些贡献;更要能够回答，中国民诉法学在知识层面对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民事实体法学的深化研究作出了哪些贡献，对宪法学的开拓性研究乃至对包括法哲学在内的整个法学体系作出了哪些贡献。
反观中国民诉法学的研究现状，在理论法学尤其是交叉的理论法学的研究中依然乏善可陈。交叉理论法学的贫困化状态直接影响了中国民事诉讼立法完善的科学性证成。例如，在本次民诉法修改中增加了一个“小额诉讼程序”。构建该程序的起始步骤即在于确定小额诉讼案件的数额标准，而这个数额标准应有符合实际的科学依据作为支撑，其确定过程难免需要借助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统计学等交叉学科的知识及其研究方法，而这一点在修法中却是严重匮乏的，以致目前关于小额案件的判断基准始终存有争议。
理论法学应作为民诉法学趋于成熟的指标之一
理论法学，无论是本体的理论法学抑或交叉的理论法学，虽然在表象上均与实践保持着或长或短的距离，但并不意味着理论法学就可以脱离对实践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理论法学最终的功能载体便体现为民诉法规范文本内在品质的优化与改良。如果理论法学缺乏这样的理论渗透力及其现实化机能，则它一定是苍白的，其理论价值也是有限的。
理论法学与其他法学研究范式或其他法学形态与民诉法的规范文本及其实践运作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关联性;从这种关联性中，可以折射出它们对民诉法的规范构筑及规范运作所起的不同作用及其相异的作用方式。这一点从中国民诉法产生的前前后后可以看出大致轮廓。
理论法学经由各种具体形态的研究范式而作用于民诉法的规范文本，并呈现出现实的立法物化成果之后，便完成了法学研究范式上的一轮运转;以民诉法新型规范文本为新的起点，注释法学、实践法学、对策法学、理论法学等等各种法学形态及其相应的主导性研究范式便开始了新的一轮运转。每一次运转，都经由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将民诉法学提升到新的高度。可见，各种法学研究范式及其相应的法学形态相互之间虽然在历史上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态势，但中国民诉法学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交错的，所区别的仅是各种法学形态在整个民诉法学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而已。从以某种法学研究范式为主向以它种法学研究范式为主的转化与更迭，表征着中国民诉法学的进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民诉法学研究方法论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
由此看来，我们说中国民诉法学已日臻成熟，并不是简单地以各种具体法学形态向理论法学形态的转变作为标志的，而是以包括理论法学研究范式在内的多重法学研究范式并存共进且相得益彰为根本特征的。研究方法论上的多元递进构成了中国民诉法学现代化转向的重要内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