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和中国共产党
高喜平 武汉理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优秀类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为避免类似文革中决策的失误而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的发生，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挫折中经验教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了党章。厉行法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党领导地位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党在依法治国具体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对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意义。
一、法制思想在中国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法治应包含两个重要意义：以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实现法治的标志是服从法律，又强调法律也是正义的法律，否则即使有法律的统治，也非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从这个原始的法治概念出发来给法治寻求定义可得：法治是强调在法律正义的前提下的一种“法律至上”与“和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1700年后的今天，经历了人类史上的数次思想革命，政治领域中的民主观念、人权观念开始为普通人所关注，并逐渐根深蒂固。保障人权，尊重民主，维护公平，体现文明的观念也不断为大多数文明国家所接受，基于这种变化，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义在近代有了新的意义。各国政治团体，政党派别更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为抑制民主被过分滥用的一个有效的武器来保障其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因为法制对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保证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滥用，所以政治家们更关注法治的实施，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也集中在“法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其具体内容有哪些。
英国学者戴西认为，法治的标准有三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的权利产生宪法。美国学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项原则，它们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确，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法律要有稳定性，官方行动要与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专门以法治为议题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①立法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得到维护的各项条件。②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但赋予行政机关以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权。③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全，取消不人道和过度处罚。④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等。
如上学者关于法治标准的论述虽然说法各异，但却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权威，保障个人人权的实现，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对我国全面而又有重点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我国对法治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中国学界对法治思想的讨论明显晚于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国历经了无数次社会变革，遭致在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一场真正意义上严肃的关于法治的讨论。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毛泽东等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短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最终还是被淹没在了混乱的中国政局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转折，这次大会前后在思想界引发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人们思想上的僵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并逐步将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这就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法制建设历史时期。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同时在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法制思想与列宁建国法制思想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归纳出了他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思想与经济法制思想，为后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在充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法制建设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再创造。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邓小平理论中的法治思想，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依法治国”的概念。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并初具成效。
在法学理论界，学者们研究法治也避免从纯学理的角度来分析，而是借鉴各国关于法治近代研究成果把其与政党、国家制度、及其周围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我国学者姚建宗在其著书《法治的生态环境》中对法治的生活立场、生存土壤、制度基调、人文情怀；时空领域，法律环境以及法治意义的现实载体多方面作了系统而又形象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的法治观点。法学理论界名宿张文显教授也从综合的角度对法治作了新的定义：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
综合我国法治建设所走过的历程以及学者对法治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法治化”：首先指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其次是指实现一种社会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一）“依法治国”的概念意义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并随即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江泽民同志在提出这个基本方略时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治国基本方略的科学定义和基本内涵就作了十分深刻的阐述。他说：“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然而“依法治国”确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法治与法制有没有区别？主张“依法治国”有没有片面性，或者是否是一个超阶级的观点？所有这些问题从最初的理论探讨到实践中正式将其作为基本方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从理论界到广大干部中都存在着广泛的意见分歧，存在着不同看法甚至疑虑。目前，已基本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看法。
首先，法治与法制是两个不同概念，有区别又有联系。实施法治，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是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而言的。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法制的内容指法律及其相关的各项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而法治则是一种治国的理论和若干原则。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实施法治。党的十五大报告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就是考虑到这种区别而作出的重要决定，但是，我们同样一直强调中国法治化的首要任务是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其次，提“依法治国”并没有什么片面性。法治同任何一个概念一样有自己特定的科学内涵、社会作用和使用范围。“依法治国”基本涵义是要坚持依照一套完备的符合时代精神，反映客观规律，体现人民意志和具有极大权威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公民的社会生活都要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非法的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和破坏。我们提法治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但并不否定道德的教化，行政手段的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工作大会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佳选择。
再次，主张“依法治国”也不是一个超阶级的观点：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方法，是没有阶级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家，这种法律制度所赖以生存并为其服务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以保证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为目的的，我国的根本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特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领导权由共产党执掌，这就能保证我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就能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也才是最终体现法治的真正内涵。
（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现实要求与历史必然性
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了把“依法治国”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三大奋斗纲领之一，即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一个现代化法治国家。
实施依法治国不是某种权益之计，也不是某些领导人一是心血来潮，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是社会进步的是现实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促成党领导实施民主政治，促进人类文明的重要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从制度层面上来讲，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现代西方国家仅仅是关乎执政党与政府政权关系的党政关系问题，在中国具有关乎中国政治发展的全局，决定中国政治性质与现状的重大问题。中国党政关系从“寓党于政”到“以党代政”再到“党政分开”很长的一段时期，都突出强调党对政权机关的绝对领导。凡属于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委讨论决定，然后分头执行。这样就过分强调了党的政治领导而忽略了党的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人民民主国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与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发挥。实施依法治国就是要强调法的权威与尊严的至上，摆正党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党与人大的关系，恢复法定政治层面上中国宪政体制的本来面目。把宪法规定的本应由人大、做的事从党委手中拿回来，才能真正实现一种“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从最迫在眉睫的现实状况来考虑，依法治国更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需要一套既可以作为科学标准，又具有极大权威性，有一定公正性的法治原则作为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发挥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将保护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为法制发展的首要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法制发展的重要原则。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使法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不应当是盲目的、随意的，应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而这种计划性、意识性就应该体现我国现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即带动各领域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受到各领域发展的制约。要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就要以法制来确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从党的政策上进一步深化了上述宪法修正案。它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法制建设。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以法的形式来规范市场，促进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社会问题的整合，制度合法性危机的消减过程中，社会主义法治也趋于完善，中国法治化已初显端倪。这一点从哲学原理上讲就反映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映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客观规律。
另外，法制文明属于制度文明范畴，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大文明建设中，法制有其特殊的功能，法制政策的建立与实施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法制文明的社会排斥家长制，一言堂，搞特权，权大于法，较之独断专行，高度集权，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无比优越。因此，法治反映的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体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依法治国既保证两个文明建设的高效持续发展，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讲，无论中外，“法”从一出现就是正义、公正的化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法的内容和形式几经变更，但却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息息相关，彼此相应。“一部由低级到高级状态演变的法律状态和思想史是整个人类文明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历史的缩影。”当然，绝对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公正与正义，因为历史的局限性束缚着人的思维与意识，所以阶级社会的法虽然存在着不合理性，但是法本身所诉求的正义精神却是不变的，而且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趋于真正的正义与公正。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讲，曾经我们放弃过民主、践踏过法律，结果是带来国家十多年的贫穷与落后，几乎党亡国亡。十年浩劫后，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作了深刻的思考与总结。并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数次讲话中都用很形象精辟的语言概括了这样的道理：法制建设必须与民主建设相结合，法律制度应具有稳定性，法的意志应始终高于领导人的意志。在他的许多前期论述中，虽然没有用“人治”和“法治”的概念，但却从政治家的角度对法治的主要内涵，优于人治的明显特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十分精彩和透彻的概括。后来，他更明确指出，要通过改革来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正是我们不断发挥法律的作用，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民主政治建设才取得重大的发展，国家政权才得以有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
党的正确主张与法意志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宪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愿望、要求、利益的体现。宪法是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统一的法律体现。
（一）法是实现执政党政策的工具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国家从出现之初就以阶级统治的身份而存在着。任何阶级的政权都通过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来掌握和运用的。而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则往往是本阶级先进分子或是由其组成的机构。这样就形成了执政党来代表政权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形式。政党执政以后，把他们的纲领通过宣言或是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宣布和肯定。这样。在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中，对轮流上台的执政党同所谓的“在野党”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执行执政党的政策，既保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又充实和完善了他们的法律。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巩固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纲领，贯彻各项方针，政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党的政策是国家立法之源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性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主要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共中央审批。1982年以来，中国四次修改宪法均是在中国共产党随时代发展，国情变化，不断将党的理论创新战略性根本政策反映到宪法中去。近年来，在对社会问题的整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对弥补法律的空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的结合点
在我国，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二者统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党的领导首先要靠党的政策的正确。政策的正确与否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经的起检验，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法的灵魂是实现公平与正义。法所要维护的就是其所辖范围下所有个体的权益并确保其公平。一切公民个人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表达权与参与权无不通过法的形式得以肯定。
由此可见，政党政策所予以终极指向的与法所诉求的共同点都着眼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始终服从于，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从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与时俱进，再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为所谋，情为民所系，每一个印象都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党性。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成功与否得益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当前，着眼于这个全局，实行依法治国是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四．在依法治国各个具体环节中坚持党的领导
（一）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
依法治国这一方针政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中国治国方略上的重大战略选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形态发生的最具历史意义的转型。目前，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以及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党政关系的新模式都仍处于探索之中。
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性质、任务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我们党实现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的变革，实行依法行政。实施和坚持依法治国的第一步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和坚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对于政党活动的基本要求。政党活动的法治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再则，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法理上讲虽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党的执政活动总是同国家机构管理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各级国家机构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核心，党始终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实质性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标准化才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真正理解和把握依法治国的精神和关键就是要从依法执政这个党执政方式转变的高度来认识和领会。关于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实行依法行政这一思路最初形成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十年动乱之后对党当时的现状的思考与总结中。邓小平强调，“健全法制的同时，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随着党富国强民执政使命的不断驱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在实践中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并不断改善。今天，我们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自身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上的实践性探索成果的同时，我们还要站在历史选择与发展进程的高度，敏锐洞悉中国政治体制变革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在选择与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作为面前，正确把握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与发展的方向与原则。努力倡导法制文明，创建有中国特色，可以超越或与现代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法治建设目标正确的必然要求
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暂行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暂行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7月16日贵州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发展我省的基础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义务教育是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国民教育。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儿童、少年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第三条 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
第四条 义务教育分为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两个阶段。在按质按量普及初等教育的基础上普及初级中等教育。基本学制为：初等教育六年，初级中等教育三年。
第五条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暂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入学；少数特别困难的山区，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还可适当推迟入学年龄。
第六条 全省逐步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本世纪末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1）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市区和县城关镇，1990年左右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
（2）经济、文化中等发达程度的县、乡、镇，1990年左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2000年左右，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3）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1995年左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4）经济特别贫困、文化落后的地区，本世纪末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在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坚持按条件定发展的原则，逐步普及初级中等义务教育。
第七条 义务教育实行分级负责，分级管理。
省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全省实施义务教育的规划、政策、制度和措施；制定校舍、教学设备、教职工编制标准；筹措、安排教育经费，制定教育经费开支标准；制定师资和教育行政干部的培养、培训规划；对各地实施义务教育进行分类指导和检查督促。
自治州、省辖市、县（自治县、市、特区、区）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实施义务教育的发展规划；管理、培养、培训所属学校的教师和行政管理干部；筹措并监督教育经费的使用；抓好教育、教学业务的研究和指导。
区公所、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和办好所属学校，保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征收、管理、使用教育事业费附加，筹措教育经费，积极改善办学条件；维护学校教学秩序，保护学校财产；协助县管理教师队伍，关心和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和初级中等学校，方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市镇建设要把学校、幼儿园的布点纳入总体规划。
小学以全日制为主，也可因地制宜举办简易小学。农村初级中等学校应当集中设校，除举办普通初中外，也可发展初级职业技术学校。
在边远、居住特别分散的地方，有计划、有步骤地设置寄宿制民族学校，方便各族儿童入学。
努力创造条件，为盲、聋哑、弱智儿童、少年举办特殊教育学校（班）。
积极发展幼儿教育，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打好基础。
第九条 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下，按照国家的规定和要求，举办（单办和联办）各类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在贯彻教育方针、教学业务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
第十条 小学、初中的开办、停办、合并、搬迁，按下列规定办理：
（1）省辖市的初中由市人民政府批准；市辖区的小学由区人民政府批准。
（2）地、州和县属初中，分别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批准。
（3）农村中心小学、初中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农村其他小学由县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4）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小学校，分别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 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可适当减免杂费。
按国家规定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
第十二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或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适龄儿童、少年因疾病或者特殊情况，需要延缓或者免予入学的，由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
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招收儿童、少年学员的文艺、体育等单位，必须保证招收的学员受完义务教育规定的课程。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大力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在教育经费、基本建设投资和教学设备及师资培养、培训、调配等方面，予以优先照顾。
第十四条 学校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在不通晓汉语的地方，可以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没有民族文字的，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用民族语言辅助教学。
第十五条 实行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各级人民政府和办学单位负责筹措，予以保证。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每年从国家拨给我省的民族机动金和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第十六条 多渠道筹措实施义务教育经费。
在城乡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的收入，应用于实施义务教育。
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自愿捐资助学。农村可以采取献工、献料等多种形式办学。
第十七条 教育事业费预算每年由财政部门核定后，由教育部门统一掌握使用。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管理制度，管好教育经费；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教育经费的监督审计，确保教育经费的正常使用，充分发挥效益。
严禁向学校摊派费用。学校不得滥收费。
第十八条 实施义务教育所需基本建设投资，采取国家投资、群众捐资相结合的办法筹集。农村小学的基建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酌情给予补助；对经济特别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落后地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大力扶持。
各地所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应当按国家规定安排一部分专款用于中小学校舍和教职工宿舍的修建。
各地及各单位用地方财力预算外资金安排的中、小学危房的修建，不纳入基本建设投资控制规模，并免交建设税。
学校基本建设和维修校舍所需物资，有关部门应列入计划优先安排；基建所需土地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解决。
第十九条 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要大力加强师范教育。师范院校和教师进修院校，要加速培养、培训师资；其他高等院校和电大、广播函授学校等，也应积极为义务教育培养、培训师资。提倡并鼓励教师在职自学。
省教育行政部门对师范专科学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及其各科学生比例，应当统筹安排，以适应初级中等学校教学的需要。
师资培养、培训基地的建设，应列专项拨款，在基本建设、教学设备、师资调配和招生等方面予以优先安排。
第二十条 民族师范院校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实行定向招生的，要定向分配。其他院校也应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培训少数民族师资。师范院校在招生时，对少数民族考生可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
第二十一条 有计划地实现小学教师具有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以上水平或同等学力，初中教师具有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以上水平或同等学力，并应具有相应的教育、教学能力。
省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规定，建立教师资格考核制度，对合格教师颁发合格证书。对不合格者，进行培训，逐步做到只有取得合格证书者，才能任教。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办学单位，应按省制定的教职工编制标准配备中小学教师。地方中小学教师的管理、调配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任何机关、单位不得抽调或者借调中小学教师改做其他工作。
教师自然减员的指标，用于招收新师资或合格民办教师的招收、招聘，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县级劳动人事主管部门负责。
师范院校和其他院校按计划分配教师的毕业生，一律到学校任教，任何单位不得截留。
第二十三条 民办教师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应与公办教师同等对待。民办教师的物质待遇，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
各地应逐步建立民办教师福利基金，用于民办教师的福利待遇、医疗待遇和退休后的“老有所养”。
民办教师不负担义务工。
第二十四条 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鼓励教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以上的，由省人民政府颁发荣誉证书。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由各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提倡并鼓励教师到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任教，当地人民政府应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给予较为优厚的待遇。
第二十五条 中小学教师应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热爱教育事业，爱护学生，忠于职守。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业务素质，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第二十六条 适龄儿童、少年未经批准，无正当理由不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人民政府对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进行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其送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入学。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招用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就业。对于招用适龄儿童或少年做工、经商、当学徒或从事其他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由当地人民政府会同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停止招用，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罚款、令其停止营业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责任人
员，根据不同情况，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毁坏学校的校产、场地，已侵占的要限期退还。
不得侵占、克扣、挪用义务教育经费。
不得扰乱教学秩序。
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活动。
严禁进行赌博、封建迷信活动以及传播淫秽物品毒害学生思想的行为。
禁止侮辱、殴打、伤害教师。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处罚；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侵占、挪用义务教育经费的，追回款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1988年1月1日起执行。
1987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