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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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的通知
教育部 财政部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的通知
教社科[201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财务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财务司（局），教育部直属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1〕31号）精神，教育部、财政部制定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doc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附件：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全面规划2011-2020年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制定本计划。
一、主要任务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以下简称“繁荣计划”）是教育部、财政部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大举措，自2003年实施以来，调动了高等学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了高等学校的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为进一步繁荣发展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深入实施“繁荣计划”，大力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积极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为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构建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有力支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是未来十年的主要任务。内容包括：
——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研究宣传，大力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新贡献。
——以研究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重点，凝练学术方向、汇聚研究队伍、增强发展活力，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体系，建设一批达到世界水平，享有国际声誉的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
——统筹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重点支持跨学科研究、综合研究和战略预测研究，构建团队协同攻关与个人自由探索并重的研究项目体系，大力提高研究质量和创新能力，努力培育学术精品和传世力作。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适应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强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条件支撑体系，全面提高保障水平。
——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学贯中西、享誉国际的名家大家，一批功底扎实、勇于创新的学术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青年拔尖人才，构建结构合理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体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加强统筹规划，创新思路办法，拓展交流途径，健全合作机制，有选择、有步骤、有层次地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
——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科研组织形式。加大科研投入，完善经费管理制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率。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科学管理，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系，为学术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加强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制度，构建教育、制度、监督、惩治相结合的学风建设工作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二、重点建设内容
（一）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深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基本观点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研究宣传，在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断丰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扎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和使用工作，建立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工作的检查监督机制，确保高校相关专业统一使用工程教材。建立中央、地方和高校分级培训体系，对工程教材所涉课程的任课教师有计划地开展培训。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制定实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规划》，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特别是中青年理论队伍建设。制定实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全面实施课程建设标准，健全质量测评体系，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二）推进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
按照立足创新、提高质量、增强能力、服务国家的总体要求，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系。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创新组织管理，强化开放合作，全面提升综合创新能力，全面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全面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大力推进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和新兴交叉研究领域的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推动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着力加强部部共建、部省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以高水平学术平台建设引领和带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
（三）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
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重点支持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全局和学科创新发展的基础研究；重点支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研究；重点支持对人类社会发展共同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础研究；重点支持对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研究，加强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推出对理论创新和文化传承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学科齐全的优势，着力推进跨学科研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培育新的学术领域和学科增长点。
（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应用对策研究。
着眼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聚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重点扶持立足实践、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应用对策研究，开展全球问题、国际区域和国别问题的长期跟踪研究，推进高等学校与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等合作建设咨询型智库，推出系列发展报告和政策建议，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决策。
（五）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推广普及。
充分发挥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密集的优势，面向社会开设“高校名师大讲堂”，开展“高校理论名家社会行”活动，组织动员名家大家撰写高质量社科普及读物，积极宣传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科学理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公众人文素质。
（六）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
坚持以推进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主线，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提升国际学术交流质量和水平，推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探索在国外和港澳地区合作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面向国外翻译、出版和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与精品著作。重点加强高等学校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鼓励高等学校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积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
（七）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支撑和信息化建设。
加强高等学校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基础文献、案例集成等专题数据库建设，推进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网站建设，加强与现有信息服务机构的衔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加强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扩大外文图书期刊入藏数量，提高服务水平，为教学科研提供文献保障。继续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学术刊物，推动学术期刊专业化和数字化发展。
（八）开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和表彰。
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制度，建立健全成果分类评价标准，探索建立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成果受益者参与的多元多方评价机制。加强对理论创新和社会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人才的奖励和宣传，定期组织开展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和表彰活动，充分发挥奖励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增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三、经费保障和组织实施
1．保障经费投入。“繁荣计划”由中央财政专项支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各高等学校在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积极筹措经费支持“繁荣计划”的实施。
2．加强经费管理。“繁荣计划”中各类建设项目和经费使用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原则。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制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项目承担高校要严格执行财政部、教育部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经费管理制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在经费安排和使用上注重与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985工程”、“211工程”等的有机衔接，避免重复投入，形成合力，实现集成发展。
3．完善管理体制。教育部、财政部共同成立繁荣计划管理委员会，负责审定“繁荣计划”管理规章制度，决定“繁荣计划”实施中的重大事项。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制定“繁荣计划”实施方案，编制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建议，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工作。
4．坚持公平竞争、择优立项。繁荣计划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根据繁荣计划建设目标和任务，制定年度项目指南，经繁荣计划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面向全国高等学校组织申报和评审，提出立项方案报繁荣计划管理委员会审批。各地区、各部门、各高校根据年度项目指南，发挥自身优势，组织项目申报和实施，并提供相应条件和经费支持。
5．坚持项目建设与教育改革试点相结合。充分发挥“繁荣计划”建设项目的导向作用和示范效应，推动教育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鼓励各地区、各高等学校将改革创新贯穿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大胆探索，勇于实践，敢于突破。根据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试点先行、动态调整的原则，选择部分地区和高等学校开展推广应用、科研合作、学术评价、学科交叉等改革试点。
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招生广告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印发《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招生广告管理办法》的通知
第一条 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招生广告管理，规范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职业技能培训主要指初级、中级、高级技术等级培训，技师、高级技师培训，以及以操作技能为主的岗位培训。
第三条 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利用各种媒体发布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的招生广告，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市劳动行政部门统一审批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招生广告。
第五条 持有劳动行政部门颁发的《职业技能培训许可证》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应按规定的工种（专业）、等级、规模、范围，以书面形式向市劳动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招生广告审批表》。其中企事业单位应征得其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六条 职业技能培训招生广告的内容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的政策、法规、规章，并写明培训单位全称、性质、地点、培训的工种（专业），报名条件、时间、地点、开课时间、课程课时安排、费用及其它需要说明书的内容。
第七条 职业技能培训招生广告，实行一班（期）一审（批）制，有效期十五天。
第八条 各广告经常单位，在发布职业技能培训招生广告时，应严格按照市劳动行政部门审核盖章的 《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招生广告审批表》审批的广告内容刊播广告，并同时发布审批号。凡未经市劳动行政部门审批、鉴章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招生广告，一律不得发布。
第九条 培训招生广告刊登后，申请单位应在一周内向审批机关报送刊登的稿样。
第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市劳动监察机构有权对广告经营单位发布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招生广告进行检查，对违反规定擅自发布广告以及利用培训进行诈骗的违法单位和个人，将依法查处，直至吊销其《职业技能培训许可证》。
第十一条 外省、市和驻宁部、省属单位所属培训实体持有劳动行政部门颁发的《职业技能培训许可证》，在宁发布培训招生广告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劳动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日
混合身份共犯研究
张连华 闻静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于“有身份之人与无身份之人共同犯罪”的问题，存有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争议的焦点在于身份犯理论与共犯理论如何结合的问题。
关键词：共同犯罪 身份犯 混合主体 区别说
在身份犯罪中，解决“有身份之人与无身份之人共同犯罪”的问题时，往往涉及到共同犯罪与身份犯理论的结合。对此，本文从这两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共同犯罪的整体性理论
根据我国刑法中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共同犯罪的构成不同于单独犯罪的构成，为使共犯承担刑事责任，需要对单独犯罪的构成加以修正。[1]共同犯罪是区别于单独犯罪的概念，从而，也具有区别于单独犯罪的自身特征，其最重要的特征是犯罪的整体性，若干单独个人犯罪被法律拟制为一个整体性犯罪行为。尽管是多人多行为的犯罪，但法律上视其为“一人一行为”的犯罪。
1、从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来看。首先，各共犯的主观方面有着同一犯罪的故意，各共犯虽然由于分工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具体故意，但是，这些具体的故意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服务于同一犯罪的故意。因此，在主观上各共犯都有共同的认识和意志；其次，各共犯客观方面实施同一犯罪的行为；再次，各共犯的行为所指向的是同一犯罪客体。最后，共犯的整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2]综上四点各共犯分别的具体行为，已经从数个行为转化为主客观相统一的一个整体行为。
2、从共同犯罪性质来看。共同犯罪相对于单独犯罪来讲，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其特点还在于犯罪的双重性，即单独犯罪的个体性与共同犯罪的整体性的有机结合。这种双重性体现在共同犯罪各要件中。以共犯故意为例：第一重故意，各共犯均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重故意，各共犯预见到共同犯罪的行为内容以及共同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危害结果。简言之，既有单独犯罪的个人故意，又有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那么，无疑共同犯罪也有双重行为，即犯罪的个人行为和共同犯罪的整体行为。在犯罪性质上，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体行为。[3]如果共同犯罪行为整体上具有某种身份犯犯罪的客观特征，那么就说明该共同犯罪构成该种犯罪。
3、我国刑法学共犯理论坚持主客相统一原则，正确地表述了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4]即共同犯罪不是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有分工，互相配合，能够犯下单个人难以实现的严重犯罪。因而，共同犯罪特征在于其尽管是二人以上犯罪，但是从其主观方面讲，形成的是一种特定犯罪故意内容，各共同犯罪人均具有特定犯罪的故意。从客观方面讲，各共同犯罪人具有共同犯罪的行为，因而各共同犯罪人的故意是同一的，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是统一的，从而成为一个整体行为。这一整体行为才是共同犯罪的行为，同时，整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的关系。因而共同犯罪是同一犯罪，犯罪性质必然同一。由此可见，共同犯罪的理论实际上承认了共犯只能“一罪处罚”，这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本质要求。
二、刑法关于身份犯的理论
在刑法理论上，通常将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构成要件或者刑罚加减根据的犯罪称为身份犯。理论上存在自然身份犯与法定身份犯、亲手性身份犯与非亲手性身份犯、纯正身份犯与非纯正身份犯（或者称之为非身份犯更适合本文的涵义）等分类。纯正身份犯是指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要件，无此特殊身份则犯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犯罪。例如，现行刑法典规定的贪污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如果行为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其行为就不可能成立贪污罪。应该说，刑法分则的贪污贿赂罪部分绝大多数罪名都是纯正身份犯罪。而非纯正身份犯，是指特殊身份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的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不具有特殊身份，犯罪也成立；如果行为人具有这种身份，则刑罚的科处就比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要重或轻一些。例如，现行刑法典第243条诬告陷害罪的主体，不要求以特殊身份为要件，即任何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但是，如果主体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依照刑法典第243条第2款的规定，则应从重处罚。换言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虽然不是诬告陷害罪的主体要件，但这种特殊身份却是诬告陷害罪从重处罚的根据。[5]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非纯正身份犯不同于普通身份犯。普通身份犯是指行为人并不需要特殊的身份作为定罪量刑的情节的犯罪。但是，本文所指的非身份犯实际上是既包括普通身份犯也包括普通身份犯的，在此略作说明。
三、混合身份共犯理论探讨
混合身份共犯，就是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而进行的身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无特定身份者可以与有特定身份者共同犯“真正”身份犯罪。首先，无身份者虽其自身无犯罪条件，但是，他可以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行真正身份犯之犯罪；其次，无身份者可以利用有身份者的特殊条件，与有身份者共同实行真正身份犯犯罪行为，亦成为真正身份犯的共犯行为。
综观我国刑法理论研究成果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无身份之人与有身份之人共同犯罪”的问题，主要有“主犯说”、“实行行为说”、“分别定罪处刑说”和“身份犯说”等观点。我们分别分析如下：
1、“主犯说”认为，应当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性质对各行为人定罪处罚。其依据是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20页会议通过《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一条规定：行为人系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大量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并在第三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
2、“实行行为说”主张，应以实行犯实行行为的性质来决定共同犯罪的定性。该观点认为，罪名应当根据实行行为的性质定性，在行为的分类上又要区别教唆行为、帮助行为等。进行了实行行为的行为人所触犯的罪名为共同犯罪的罪名。
3、“分别定罪处刑说”则认为，对于无身份之人与有身份之人共同犯罪的，应分别定罪处罚。如一般公民与公司、企业人员共同利用公司、企业人员的职务便利窃取公司企业财物的，对前者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对后者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其依据是按照罪责自负、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这两种人应当分别适用相应的法律。
4、“身份犯说”则主张，对于无身份之人与有身份之人共同犯罪的，应以身份犯之罪对各共同犯罪人定罪处罚。该观点认为，在共同犯罪中，身份犯的作用是主要的，无身份的人只起到次要的作用。因此，以有身份者触犯之罪名定罪。
在以上各种观点中，我们认为主犯说最值得商榷：第一，这种观点颠倒了定罪与处刑的逻辑关系。刑法之所以把共同犯罪人区分为主犯、从犯，目的在于解决量刑问题，只有在犯罪性质业已确定的前提下，才好说区分主犯从犯，对他们适用轻重有别的刑罚。犯罪的性质还没有确定下来就区分什么主犯从犯，显然前提都没有。而所谓以主犯的特征来决定共同犯罪的定性，更是本末倒置。第二，即便在尚未确定犯罪性质的情况下区分主犯与从犯，按照主犯说，也只有当主犯全部为无身份人或者全部为有身份人时，才具有操作性。如果主犯中既有有身份人又有无身份人，如何定性？无法定性。[6]
实行行为说和分别定罪处刑说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而言，当无身份人与有身份人共同实行时，实行行为说就无法解决定性问题。共同犯罪的实行行为，不同于单独犯罪实行行为，单独犯罪实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由一个人完成，而共同犯罪实行行为则由数人共同实行。实行行为的分工，就每一个共犯而言，不以实施全部犯罪构成要件为必要，而以共同故意为纽带，每个共犯仅实施该犯罪的部分犯罪构成要件，但是各共犯的行为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整体实行行为。因此，在区别实行行为与帮助、教唆行为时就存在难点。
分别定罪处罚说的不妥之处主要在于，它忽视了这种案件属于共同犯罪的客观事实，有悖于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因为无身份人与有身份人共同犯罪，本是一个有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两种不同主体分别定罪处罚，就人为地割裂了行为人的主客观联系。
根据身份犯说，无论是无身份人教唆、帮助有身份人实行犯罪，还是有身份人教唆、帮助无身份人实行犯罪，抑或是无身份人有身份人共同实行犯罪，原则上对各共同犯罪人均应以身份犯之罪定罪处罚。但是我们认为，对于不纯正身份犯罪来讲，如果无身份行为人是主犯，而有身份行为人为从犯的情况下，仍以身份犯说定罪，则明显与事实不符合。
四、构建“区别说”，指导司法实践
在分析上述观点的过程中，本文认为 “纯正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区别说”（简称之“区别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作者认为，在某种罪名法律规定必须由纯正身份犯才可以实施的，那么非身份犯只构成教唆、帮助犯，处于从犯地位，因此，对该罪以“身份犯说”处罚，例如贪污受贿罪，有身份的人在共同犯罪中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要依据身份犯进行定罪；而对于某种既可以由纯正身份犯，也可以由非纯正身份犯构成的犯罪，则以“主犯说”处罚。
由此而来、以“区别说”指导司法实践。具体分析，有构成身份者与无构成身份者共同犯罪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在纯正身份犯罪中，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施或者与其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罪。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有身份者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或帮助犯，这已为刑法学界所公认。[7]如妇女教唆或帮助男子实施强奸犯罪的，分别构成强奸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无身份者能否与有身份者构成真正身份犯罪的共同实行犯，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凡无身份能够参与真正身份犯罪的部分实行行为的，则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如受贿罪；凡无身份者根本不能参与真正身份犯罪的实行行为的，则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如外国人不可能与中国人一起构成背叛祖国罪的共同实行犯。由于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共同实行犯的规定，而是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因此，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不仅可以构成真正身份犯罪的教唆犯、从犯、胁从犯，也可以构成主犯。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当以有身份者行为对共同犯罪进行定罪。
二是在实施非身份犯罪中，由于双方都可以是实行犯，因此根据“主犯说”进行定罪是完全可以的。例如，根据司法解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如在公司、企业等单位中，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非法侵占单位财物的案件，应当借鉴主犯说予以处理。也就是说，对这类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按照主犯所符合的犯罪定罪处罚，这样才能做到合理、科学。
总之，混合身份共犯结合了身份犯罪与共同犯罪的理论，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犯罪，解决此类问题也应当结合这两方面的理论去指导司法实践。
参考文献：
（1）赵秉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98-303页；
（2）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3）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709页。
（4）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78-81页；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83-585页。
（5）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2-358页。
（6）谢望远主编：《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认定中疑点难点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47页。
（7）潘伯华：《混合主体勾结职务犯罪处断原则探讨》，《人民检察》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