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关于海事法院审判人员等处理海事案件登外轮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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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关于海事法院审判人员等处理海事案件登外轮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关于海事法院审判人员等处理海事案件登外轮问题的通知
1986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
各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安厅（局）：
为了便于及时处理涉外海事案件，现根据1981年6月4日国务院国发〔1981〕99号文件批准的《登外轮人员审批和管理办法》的规定精神，对海事法院审判人员等处理海事案件登外轮的问题通知如下：
（一）海事法院的审判人员、执行人员和司法警察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需要登外轮时，凭海事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公务证》并着国家规定的法院制服登轮；随同办案人员登轮的翻译、鉴定人员凭海事法院的通知书登轮。海事法院应事先将登轮时间和人数通知边防检查站。
《执行公务证》在有效期限内使用。
（二）海事法院在内河对外开放港口登外轮处理案件时，比照上述规定办理。
（三）登外轮的海事法院办案人员和翻译、鉴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务院国发〔1981〕99号文件批准的《登外轮工作人员守则》。
特此通知，望遵照执行。
附：海事法院执行公务证样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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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在一案中先为一被告人辩护，该被告人被另案处理后，又接受了同案另一被告人委托——
本案中应否准许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
舒 服
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因涉嫌非法运输枪支的共同犯罪而被起诉到法院后，戴家明委托了杨泽万律师作为自己的辩护人。在随后法院开庭审理中，杨泽万出庭为戴进行了辩护。开庭审理后，公诉机关以案件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回了起诉。不久，公诉机关再次将该案向法院起诉，没有再起诉戴家明，但在指控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犯非法运输枪支罪的同时，起诉书中也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并注明已对戴家明另案处理。法院立案后，杨顺伟委托了杨泽万律师作为自己的辩护人。
关于应否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法院在审理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在本案中，律师杨泽万在已经为戴家明进行辩护的情况下?法院不应准许律师杨泽万再为与戴家明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杨顺伟辩护；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涉嫌非法运输枪支的共同犯罪一案经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再起诉到法院后，法院已是立的另一个案号了，况且公诉机关也未再起诉戴家明，这就说明在法院受理的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非法运输枪支一案中，戴家明已经不再是本案中的同案被告人了。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与为戴家明辩护是在两个不同的案件中的行为，没有违反“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因此，法院应当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法官析案?
笔者认为法院不应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关于这个问题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关键是在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中“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的不同理解所致。导致出现上述后一种意见的根源就在于混同了刑事案件中的“同案”与“同案号”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定称谓，侦查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了法院审理阶段才能被称作“被告人”。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同案被告人是指因共同实施犯罪而被起诉到法院的被告人，是绝对不能以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所立的案号是否相同来认定的。对于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我们经常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由于种种原因，同案的被告人公诉机关没有或者根本不可能同时起诉到法院审理，由于时间有先后，法院在审理这些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时所立案件的案号肯定是不相同的，倘若因案号不同而认定不是同案被告人，岂不是大大放纵了共同犯罪吗？这也是与我国刑法有关认定共同犯罪的规定不相符的。在这起共同犯罪案件中，公诉机关在第一次向法院起诉时就已指控了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四人系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而此时律师杨泽万接受被告人戴家明的委托出庭为其进行了辩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已经决定了律师杨泽万作为一名辩护人不得再为这个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其他三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中的任何一名同案被告人辩护。虽然公诉机关撤回了起诉，但无论是在任何时候再向法院起诉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中的任何一人，只要起诉中仍然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都不能否定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中的任何一人系公诉机关第一次向法院起诉的戴家明所参与的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实际上公诉机关在第二次向法院起诉时虽然只列了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为被告人，但在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中仍然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只是因为其他原因将戴家明另案处理而已。律师杨泽万在明知自己已经为戴家明进行了辩护的情况下又接受戴家明所参与的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其他同案被告人杨顺伟的委托为其辩护，已经违反了“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所以，法院不应准许其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刑事案件不能简单以法院受理案件的案号来区分是否是同案。一件刑事案件通常都要经历侦查机关的立案和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法院的审判等阶段，法院的审判仅仅是一个阶段而已。即使是法院对一件刑事案件的审判?也有可能经历一审、二审甚至再审?但实际上审的都是同一件刑事案件。因此? “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应该在法院审理同一件刑事案件的各个阶段都适用。本案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行使辩护权的一种适当的限制。不仅仅是在法院审理阶段有这个规定，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也有类似的规定：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不得聘请同一名律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共同犯罪的案件，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辩护。”另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七条规定：“律师不得接受同一案件两名以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限制，允许一名辩护人可以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为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就必然会至少损害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利益，从而侵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权。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没有明文规定，目前还只能用司法解释、行政规章及行业规范来对此加以规范。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刍议
欧锦雄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确定存在诱惑侦查的事实，但是，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能否被定罪量刑呢？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阐述了被诱惑侦查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刑法法理，并分析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了若干刑事立法建议。
关键词：侦查、诱惑、犯罪、合法性、刑事责任 立法、
诱惑侦查，是侦查人员运用诱惑性手段诱使他人实施所诱惑之犯罪的一种侦查活动。诱惑侦查的产生可追溯到法国路易14统治时期，当时，法国统治者为了镇压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诱惑侦查手段捕捉革命党人，并处以刑罚。目前，日、美等国家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承认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我国刑事法律对诱惑侦查并没有明文的规定，刑事法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没有予以重视，更没有引起理论上的纷争。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诱惑
侦查的事实，一些案件也起诉到了法院。但是，对于被侦查人员诱惑实施的犯罪（以下简称“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而言，法官能否对其定罪量刑呢？这是亟需予以研究的问题。经过钻研，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说，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诱惑侦查合法与否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刑法法理
在法律社会里，当人们具有意志自由时，人们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可能会选择实施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行为，也可能会选择实施犯罪行为，还可能会选择不实施任何行为。正因为人们具有意志自由、具有自由选择自己行为的主观能动性，国家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和法律标准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同时规定，行为人对自己基于意志自由所选择的行为应承担责任。当行为人基于意志自由选择了实施犯罪后，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犯罪人基于意志自由实施犯罪，这是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哲学依据。当侦查机关运用诱惑性手段诱使被诱惑者实施犯罪时，被诱惑者认识到被诱惑实施的犯罪是国家禁止实施的行为，若实施了这种行为，就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当时，被诱惑者是具有意志自由的，他有可能选择实施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行为，也有可能选择实施被诱惑之犯罪，同时，他还有可能选择不实施任何行为。在这一情况下，国家要求被诱惑者不论受到侦查诱惑与否，都应遵守刑法，不得选择实施刑法禁止的行为（即犯罪行为），否则，一旦被诱惑者选择实施被诱惑之犯罪，被诱惑者就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可见，追究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是具有哲学依据的。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它是指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在客观上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实际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的损害。它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其实，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同样体现了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主观恶性集中体现在罪过这一概念上，罪过是两种（两个形式）罪过——故意与过失的类概念。（1）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基于被诱惑者的故意而实施的，从认识因素上看，被诱惑者明知自己所实施的被诱惑之犯罪是刑法所禁止的，同时，也认识到若实施了该犯罪就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从
意志因素看，被诱惑者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显而易见，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具有主观恶性。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客观危害也是明显的。所谓客观危害是指行为在客观上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已实际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的事实特征，客观危害体现在危害行为、犯罪对象、犯罪客体、结果等因素上。在诱惑侦查的情况下，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在侦查机关设下圈套布控进行的，在一般情况下，被诱惑者在犯罪现场即被抓获，因此，国家和人民利益一般不会受到实际损害，而是可能受到损害。但是，如果被诱惑者实施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得逞，并得以马上逃脱，就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实际损害，例如，在诱惑诈骗犯罪中，若被诱惑者在犯罪现场拿到财物后马上逃脱，那么，该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实际损害，反之，若侦查人员在布控圈套里将被诱惑者当场抓获，那么，该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认为还未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实际损害，而只是可能造成损害。无论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造成了实际损害，或是可能造成损害，都表明这种行为具有客观危害。综上所述，被侦查诱惑之犯罪体现了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具备了犯罪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我国新刑法典明文规定了犯罪的概念，以及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因被侦查诱惑实施的犯罪，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因而，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包括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它侵害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它具备了刑法规定的客观事实特征，它具备了法定的罪过形式——故意，行为人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说明其具有刑事违法性。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因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因此，应依照法律对其定罪处刑。这体现了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
总而言之，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既符合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也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因而，依罪刑法定原则，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负刑事责任。
二、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
诱惑侦查是否合法的问题，属于刑事诉讼的程序性问题。程序合法与否，有时会影响到实体方面的定罪量刑。所以，探讨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从刑事侦查实践看，贩毒、有组织犯罪、非法买卖武器、组织卖淫、赌博、行贿受贿等隐蔽性犯罪往往是行为人之间秘密进行的，由于无特定的被害人存在，一般人无法觉察其犯罪状况，侦查线索难以发现，运用一般侦查手段侦缉这类犯罪极其困难。为了更好地打击这类犯罪，防卫社会，因此，一些国家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在美国，判断诱惑侦查是否合法，是以被诱惑者在诱惑侦查之前是否已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为标准。如果在诱惑侦查之前，被诱惑者没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那么，该诱惑侦查是违法的，根据“陷井之法理”，被诱惑者所实施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反之，如果在诱惑侦查之前，被诱惑者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那么，该诱惑侦查是合法的，被诱惑者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2）在日本，麻药法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诱惑侦查在侦缉隐瞒性犯罪中的合法地位。（3）对于非法的诱惑侦查，日本法学界对被诱惑者往往主张采取宣告无罪、免诉、驳回公诉、排除违法收集证据等方式处理，使被诱惑者不被处以刑罚。（4）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并未有明确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以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也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取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两个规定所涉及的内容并非诱惑侦查的范畴。“诱惑侦查”与“以引诱、欺骗方法收集证据”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指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之前，侦查机关运用诱惑手段诱使被诱惑者实施被诱惑之犯罪，并据此侦缉被诱
惑者。而后者是指侦查机关对已发生的犯罪或怀疑已发生之犯罪进行侦查时采取引诱、欺骗方法收集证据。对于前者，若被诱惑者实施了被诱惑之犯罪，那么，侦查机关在审讯中不是以引诱、欺骗、威胁、严讯逼供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也是可以作为定案根据的。笔者认为，为了打击贩毒、有组织犯罪等隐蔽性强、无特定被害人的犯罪，防卫社会。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借鉴美、日等国关于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的规定，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并予以明文规定（本文最后一部分有立法建议）。这样，当诱惑侦查合法时，被诱惑者应当对其实施的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负刑事责任，因为它体现了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的统一。但是，因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在侦查机关诱惑下而实施的，与普通犯罪相比，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因此，对这类犯罪定罪处刑时，应区别对待。
对于非法诱惑侦查而言，被诱惑者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否负刑事责任呢？
笔者认为，从刑法上看，无论诱惑侦查合法与否，在被诱惑者实施了被诱惑之罪后，被诱惑者的行为是符合法定犯罪构成的。刑法典所规定的各种犯罪，是国家禁止人们实施的行为，不管诱惑侦查存在与否，不管诱惑侦查违法与否，人们都应遵守刑法的禁止性规范。在非法诱惑侦查情况下，被诱惑者实施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同样符合相关犯罪的犯罪构成，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诱惑侦查违法而一概豁免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否则，将放纵罪犯，有失刑法公正，例如，侦查人员非法运用诱惑侦查手段诱使被诱惑人实施放火、杀人、抢劫、爆炸、绑架等严重犯罪，且被诱惑者的行为已得逞。在这一情况下，若因为诱惑侦查的违法性而豁免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将有失公允，不符合实体正义。（在这例子里，侦查人员当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非法的诱惑侦查有违程序正义，这是不争的事实。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和谐统一，是司法公正之所在，当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发生冲突，不能并重时，公平正义是合理的选择。一般而言，如果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是严重的，就应追究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这体现了侧重于实体的正义。如果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不严重而是一般的或较轻的犯罪，就不应追究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这体现了侧重于程序正义。这样，既不放纵严重的犯罪，又能在一定程序上维护程序正义。应当指出，如果被诱惑者明知是非法诱惑侦查，仍然乘机去实施被诱惑之犯罪的，就不应将其看成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而应将其作为一般刑事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必须指出，由于侦查人员是基于职权而实施诱惑侦查的，而且，其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防卫社会，因此，不能认为侦查人员是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教唆犯或从犯。他所实施的是公务行为，对于合法的诱惑侦查来说，只要没有过错，侦查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对于非法的诱惑侦查而言，非法运用诱惑侦查手段诱使他人犯罪的侦查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如果侦查人员在实施非法诱惑侦查过程中，在布控范围内抓获了被诱惑者，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其他公民未受到无辜伤亡），那么，侦查人员应承担行政责任，受到行政处罚，但是，如果因非法诱惑侦查造成严重后果，达到犯罪程度的，就应追究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新刑法典第397条规定，一般应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刑。
三、立法建议
（一）刑事实体法的立法建议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具备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和法定的犯罪构成，因此，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由于这类犯罪是在侦查机关运用诱惑手段诱使实施的，因此，这类犯罪具有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理由：
1、被诱惑者具有类从犯地位
从被诱惑者的犯意看，有的被诱惑者本无犯意，而是由于侦查人员的诱惑才产生犯意的，而有的被诱惑者虽然原来已具有犯意，但是，其犯意是在诱惑侦查下才得以加强的，从客观方面看，被诱惑者实施被诱惑之犯罪是在侦查人员诱惑下实施的，可见，侦查人员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产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被诱惑者的行为并不是导致危害结果（有时，这类犯罪是有危害结果的）的唯一原因，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被诱惑者的地位类似于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2、在许多情况下，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属于犯罪未遂的形态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在侦查机关布控下实施的，侦查机关在布控时往往都希望被侦查诱惑之犯罪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实际的损失。在实践中，许多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罪时即被抓获，并没有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到实际损失，这时，被诱惑者的预期危害结果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犯罪未遂。当然如果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罪时实际危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出现了法定危害结果，就属于犯罪既遂了。
3、对于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而言，因其程序的非正义，这些犯罪应受到较轻的处理
侦查人员非法运用侦查诱惑手段诱使被诱惑者实施被诱惑之罪，其程序是非正义的。当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不能并重时，应选择公平正义，因此，若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是一般的犯罪或轻罪，司法机关应侧重程序正义，不宜对其处以刑罚处罚，若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为重罪，司法机关应侧重实体正义，对其予刑罚处罚，但是，由于其程序的非正义性，所以，宜从轻或减轻处罚。
4、消除或减轻被诱惑者的人身危险性并不一定要用较重的刑罚
在诱惑侦查之前，被诱惑者已具有了犯罪倾向或犯意，在诱惑侦查下，被诱惑者实施了被诱惑之罪，这说明被诱惑者具有人身危险性。在侦查诱惑之前，被诱惑者虽无犯罪倾向或犯意，但是，被诱惑侦查后产生了犯意或犯罪倾向，继而去实施被诱惑的犯罪，这同样说明了被诱惑者具有人身危险性，因此，惩罚被侦查诱惑之犯罪体现了社会防卫思想，其主旨是消除和减弱被诱惑者的人身危险性，以保卫社会。消除和减弱被诱惑者的人身危险性并不一定用较重的刑罚，对于原无犯意的被诱惑者，其人身危险性并不大，而原来具有犯意或犯罪倾向的人也是在侦查人员诱惑下才去实施犯罪，其人身危险性也因人而异，因此，对于被诱惑者，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即可达到消除或减弱其人身危险性，就不必用轻重的刑罚。
综上所述，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为了体现程序正义，对于一些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还可以不以犯罪论处。为此，笔者建议在新刑法典总则第四章第一节“量刑”部分增加一条文，“对于被侦查诱惑而实施的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况特殊的，不以犯罪论处。”这里所说的“情况特殊的”主要指在非法诱惑侦查下所实施的犯罪属于一般的犯罪或轻罪。
（二）刑事程序法的立法建议
诱惑侦查合法与否，是关系到程序是否正义的大问题。而程序正义与否，对诱惑者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大小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程序正义与否，也关系到非法诱惑侦查的侦查人员的责任承担问题，所以，刑事程序法中应明确规定诱惑侦查是否合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致引起司法界的困惑，这不利于侦查机关运用诱惑侦查手段对一些特定犯罪作斗争。为了更好地打击贩毒、有组织犯罪等隐蔽性强的、无特定被害人的犯罪，防卫社会，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规定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侦查机关滥用诱惑侦查，否则，就可能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导致人们对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敌视。因此，诱惑侦查应受到限制，合法的诱惑侦查宜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具体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确立诱惑侦查制度时应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限制：
1、可以诱惑侦查的罪种应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新刑法典所规定的罪种共有412种之多，如果侦查机关对每一种犯罪都可采取诱惑侦查手段，就势必使广大公民惶惶不安，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同时，侦查机关权力过多，也会导致侦查、司法专横，从而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可以诱惑侦查的罪种应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于隐蔽性强、无特定的被害人的犯罪而言，运用一般侦查手段侦缉这些犯罪极其困难，因此，对这些犯罪可以采取诱惑侦查手段予以侦缉。这些犯罪主要指：贩毒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组织他人卖淫罪、行贿罪、受贿罪、赌博罪等。至于其具体范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以前已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才可以诱惑侦查
前文提到，在美国，判断诱惑侦查是否合法，是以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前，是否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为标准。如果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之前，被诱惑者已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那么，侦查人员的诱惑侦查具有合法性，反之，如果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前，被诱惑者没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那么，侦查人员的诱惑侦查是违法的。（5）这一判断诱惑侦查是否合法的标准，可以防止侦查人员滥用诱惑侦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3、诱惑侦查的运用应采取严格的申请审批制度
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诱惑侦查手段的运用不能由侦查人员随意运用，为此，应采取以严格的申请审批制度。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诱惑侦查应由侦查人员提出申请，由地市一级公安局审批，并应经地市一级公安局局长签字批准。诱惑侦查的申请审批制度可由公安部制定《诱惑侦查申请审批的程序》予以确定。
作者简介： 欧锦雄，男，1964年10月出生，广西玉林市人，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注释：
（1）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28页。
本案中应否准许辩护人为被告人辩护
舒 服
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因涉嫌非法运输枪支的共同犯罪而被起诉到法院后，戴家明委托了杨泽万律师作为自己的辩护人。在随后法院开庭审理中，杨泽万出庭为戴进行了辩护。开庭审理后，公诉机关以案件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回了起诉。不久，公诉机关再次将该案向法院起诉，没有再起诉戴家明，但在指控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犯非法运输枪支罪的同时，起诉书中也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并注明已对戴家明另案处理。法院立案后，杨顺伟委托了杨泽万律师作为自己的辩护人。
关于应否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法院在审理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在本案中，律师杨泽万在已经为戴家明进行辩护的情况下?法院不应准许律师杨泽万再为与戴家明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杨顺伟辩护；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涉嫌非法运输枪支的共同犯罪一案经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再起诉到法院后，法院已是立的另一个案号了，况且公诉机关也未再起诉戴家明，这就说明在法院受理的被告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非法运输枪支一案中，戴家明已经不再是本案中的同案被告人了。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与为戴家明辩护是在两个不同的案件中的行为，没有违反“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因此，法院应当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法官析案?
笔者认为法院不应准许律师杨泽万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关于这个问题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关键是在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中“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的不同理解所致。导致出现上述后一种意见的根源就在于混同了刑事案件中的“同案”与“同案号”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定称谓，侦查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只有到了法院审理阶段才能被称作“被告人”。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同案被告人是指因共同实施犯罪而被起诉到法院的被告人，是绝对不能以法院在审理案件中所立的案号是否相同来认定的。对于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我们经常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由于种种原因，同案的被告人公诉机关没有或者根本不可能同时起诉到法院审理，由于时间有先后，法院在审理这些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时所立案件的案号肯定是不相同的，倘若因案号不同而认定不是同案被告人，岂不是大大放纵了共同犯罪吗？这也是与我国刑法有关认定共同犯罪的规定不相符的。在这起共同犯罪案件中，公诉机关在第一次向法院起诉时就已指控了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戴家明四人系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而此时律师杨泽万接受被告人戴家明的委托出庭为其进行了辩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就已经决定了律师杨泽万作为一名辩护人不得再为这个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其他三人（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中的任何一名同案被告人辩护。虽然公诉机关撤回了起诉，但无论是在任何时候再向法院起诉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中的任何一人，只要起诉中仍然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都不能否定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中的任何一人系公诉机关第一次向法院起诉的戴家明所参与的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实际上公诉机关在第二次向法院起诉时虽然只列了杨顺伟、易向东、何建伟三人为被告人，但在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中仍然指控了戴家明与这三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事实，只是因为其他原因将戴家明另案处理而已。律师杨泽万在明知自己已经为戴家明进行了辩护的情况下又接受戴家明所参与的共同犯罪案件中的其他同案被告人杨顺伟的委托为其辩护，已经违反了“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所以，法院不应准许其为被告人杨顺伟辩护。
刑事案件不能简单以法院受理案件的案号来区分是否是同案。一件刑事案件通常都要经历侦查机关的立案和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法院的审判等阶段，法院的审判仅仅是一个阶段而已。即使是法院对一件刑事案件的审判?也有可能经历一审、二审甚至再审?但实际上审的都是同一件刑事案件。因此? “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辩护”的规定应该在法院审理同一件刑事案件的各个阶段都适用。本案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行使辩护权的一种适当的限制。不仅仅是在法院审理阶段有这个规定，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也有类似的规定：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不得聘请同一名律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共同犯罪的案件，一名辩护人不得为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辩护。”另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七条规定：“律师不得接受同一案件两名以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限制，允许一名辩护人可以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为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辩护，就必然会至少损害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利益，从而侵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权。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没有明文规定，目前还只能用司法解释、行政规章及行业规范来对此加以规范。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刍议
欧锦雄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确定存在诱惑侦查的事实，但是，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能否被定罪量刑呢？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阐述了被诱惑侦查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刑法法理，并分析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了若干刑事立法建议。
关键词：侦查、诱惑、犯罪、合法性、刑事责任 立法、
诱惑侦查，是侦查人员运用诱惑性手段诱使他人实施所诱惑之犯罪的一种侦查活动。诱惑侦查的产生可追溯到法国路易14统治时期，当时，法国统治者为了镇压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诱惑侦查手段捕捉革命党人，并处以刑罚。目前，日、美等国家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承认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我国刑事法律对诱惑侦查并没有明文的规定，刑事法学界对这一问题也没有予以重视，更没有引起理论上的纷争。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诱惑
侦查的事实，一些案件也起诉到了法院。但是，对于被侦查人员诱惑实施的犯罪（以下简称“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而言，法官能否对其定罪量刑呢？这是亟需予以研究的问题。经过钻研，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说，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诱惑侦查合法与否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刑法法理
在法律社会里，当人们具有意志自由时，人们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可能会选择实施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行为，也可能会选择实施犯罪行为，还可能会选择不实施任何行为。正因为人们具有意志自由、具有自由选择自己行为的主观能动性，国家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和法律标准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同时规定，行为人对自己基于意志自由所选择的行为应承担责任。当行为人基于意志自由选择了实施犯罪后，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犯罪人基于意志自由实施犯罪，这是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哲学依据。当侦查机关运用诱惑性手段诱使被诱惑者实施犯罪时，被诱惑者认识到被诱惑实施的犯罪是国家禁止实施的行为，若实施了这种行为，就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当时，被诱惑者是具有意志自由的，他有可能选择实施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行为，也有可能选择实施被诱惑之犯罪，同时，他还有可能选择不实施任何行为。在这一情况下，国家要求被诱惑者不论受到侦查诱惑与否，都应遵守刑法，不得选择实施刑法禁止的行为（即犯罪行为），否则，一旦被诱惑者选择实施被诱惑之犯罪，被诱惑者就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可见，追究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是具有哲学依据的。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它是指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在客观上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实际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的损害。它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其实，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同样体现了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主观恶性集中体现在罪过这一概念上，罪过是两种（两个形式）罪过——故意与过失的类概念。（1）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基于被诱惑者的故意而实施的，从认识因素上看，被诱惑者明知自己所实施的被诱惑之犯罪是刑法所禁止的，同时，也认识到若实施了该犯罪就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从
意志因素看，被诱惑者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显而易见，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具有主观恶性。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客观危害也是明显的。所谓客观危害是指行为在客观上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已实际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的事实特征，客观危害体现在危害行为、犯罪对象、犯罪客体、结果等因素上。在诱惑侦查的情况下，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在侦查机关设下圈套布控进行的，在一般情况下，被诱惑者在犯罪现场即被抓获，因此，国家和人民利益一般不会受到实际损害，而是可能受到损害。但是，如果被诱惑者实施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得逞，并得以马上逃脱，就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实际损害，例如，在诱惑诈骗犯罪中，若被诱惑者在犯罪现场拿到财物后马上逃脱，那么，该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实际损害，反之，若侦查人员在布控圈套里将被诱惑者当场抓获，那么，该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认为还未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实际损害，而只是可能造成损害。无论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造成了实际损害，或是可能造成损害，都表明这种行为具有客观危害。综上所述，被侦查诱惑之犯罪体现了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具备了犯罪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我国新刑法典明文规定了犯罪的概念，以及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因被侦查诱惑实施的犯罪，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因而，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包括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它侵害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它具备了刑法规定的客观事实特征，它具备了法定的罪过形式——故意，行为人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说明其具有刑事违法性。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因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因此，应依照法律对其定罪处刑。这体现了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
总而言之，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既符合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也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因而，依罪刑法定原则，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负刑事责任。
二、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
诱惑侦查是否合法的问题，属于刑事诉讼的程序性问题。程序合法与否，有时会影响到实体方面的定罪量刑。所以，探讨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及其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刑事责任所产生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从刑事侦查实践看，贩毒、有组织犯罪、非法买卖武器、组织卖淫、赌博、行贿受贿等隐蔽性犯罪往往是行为人之间秘密进行的，由于无特定的被害人存在，一般人无法觉察其犯罪状况，侦查线索难以发现，运用一般侦查手段侦缉这类犯罪极其困难。为了更好地打击这类犯罪，防卫社会，因此，一些国家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在美国，判断诱惑侦查是否合法，是以被诱惑者在诱惑侦查之前是否已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为标准。如果在诱惑侦查之前，被诱惑者没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那么，该诱惑侦查是违法的，根据“陷井之法理”，被诱惑者所实施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反之，如果在诱惑侦查之前，被诱惑者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那么，该诱惑侦查是合法的，被诱惑者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2）在日本，麻药法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诱惑侦查在侦缉隐瞒性犯罪中的合法地位。（3）对于非法的诱惑侦查，日本法学界对被诱惑者往往主张采取宣告无罪、免诉、驳回公诉、排除违法收集证据等方式处理，使被诱惑者不被处以刑罚。（4）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并未有明确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以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也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取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两个规定所涉及的内容并非诱惑侦查的范畴。“诱惑侦查”与“以引诱、欺骗方法收集证据”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指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之前，侦查机关运用诱惑手段诱使被诱惑者实施被诱惑之犯罪，并据此侦缉被诱
惑者。而后者是指侦查机关对已发生的犯罪或怀疑已发生之犯罪进行侦查时采取引诱、欺骗方法收集证据。对于前者，若被诱惑者实施了被诱惑之犯罪，那么，侦查机关在审讯中不是以引诱、欺骗、威胁、严讯逼供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也是可以作为定案根据的。笔者认为，为了打击贩毒、有组织犯罪等隐蔽性强、无特定被害人的犯罪，防卫社会。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借鉴美、日等国关于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的规定，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并予以明文规定（本文最后一部分有立法建议）。这样，当诱惑侦查合法时，被诱惑者应当对其实施的被侦查诱惑之犯罪负刑事责任，因为它体现了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的统一。但是，因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在侦查机关诱惑下而实施的，与普通犯罪相比，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因此，对这类犯罪定罪处刑时，应区别对待。
对于非法诱惑侦查而言，被诱惑者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应否负刑事责任呢？
笔者认为，从刑法上看，无论诱惑侦查合法与否，在被诱惑者实施了被诱惑之罪后，被诱惑者的行为是符合法定犯罪构成的。刑法典所规定的各种犯罪，是国家禁止人们实施的行为，不管诱惑侦查存在与否，不管诱惑侦查违法与否，人们都应遵守刑法的禁止性规范。在非法诱惑侦查情况下，被诱惑者实施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同样符合相关犯罪的犯罪构成，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诱惑侦查违法而一概豁免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否则，将放纵罪犯，有失刑法公正，例如，侦查人员非法运用诱惑侦查手段诱使被诱惑人实施放火、杀人、抢劫、爆炸、绑架等严重犯罪，且被诱惑者的行为已得逞。在这一情况下，若因为诱惑侦查的违法性而豁免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将有失公允，不符合实体正义。（在这例子里，侦查人员当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非法的诱惑侦查有违程序正义，这是不争的事实。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和谐统一，是司法公正之所在，当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发生冲突，不能并重时，公平正义是合理的选择。一般而言，如果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是严重的，就应追究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这体现了侧重于实体的正义。如果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不严重而是一般的或较轻的犯罪，就不应追究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这体现了侧重于程序正义。这样，既不放纵严重的犯罪，又能在一定程序上维护程序正义。应当指出，如果被诱惑者明知是非法诱惑侦查，仍然乘机去实施被诱惑之犯罪的，就不应将其看成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而应将其作为一般刑事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必须指出，由于侦查人员是基于职权而实施诱惑侦查的，而且，其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防卫社会，因此，不能认为侦查人员是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教唆犯或从犯。他所实施的是公务行为，对于合法的诱惑侦查来说，只要没有过错，侦查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对于非法的诱惑侦查而言，非法运用诱惑侦查手段诱使他人犯罪的侦查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如果侦查人员在实施非法诱惑侦查过程中，在布控范围内抓获了被诱惑者，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其他公民未受到无辜伤亡），那么，侦查人员应承担行政责任，受到行政处罚，但是，如果因非法诱惑侦查造成严重后果，达到犯罪程度的，就应追究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新刑法典第397条规定，一般应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刑。
三、立法建议
（一）刑事实体法的立法建议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具备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和法定的犯罪构成，因此，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由于这类犯罪是在侦查机关运用诱惑手段诱使实施的，因此，这类犯罪具有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理由：
1、被诱惑者具有类从犯地位
从被诱惑者的犯意看，有的被诱惑者本无犯意，而是由于侦查人员的诱惑才产生犯意的，而有的被诱惑者虽然原来已具有犯意，但是，其犯意是在诱惑侦查下才得以加强的，从客观方面看，被诱惑者实施被诱惑之犯罪是在侦查人员诱惑下实施的，可见，侦查人员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的产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被诱惑者的行为并不是导致危害结果（有时，这类犯罪是有危害结果的）的唯一原因，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被诱惑者的地位类似于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2、在许多情况下，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属于犯罪未遂的形态
被侦查诱惑之犯罪是在侦查机关布控下实施的，侦查机关在布控时往往都希望被侦查诱惑之犯罪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实际的损失。在实践中，许多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罪时即被抓获，并没有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到实际损失，这时，被诱惑者的预期危害结果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犯罪未遂。当然如果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罪时实际危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出现了法定危害结果，就属于犯罪既遂了。
3、对于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而言，因其程序的非正义，这些犯罪应受到较轻的处理
侦查人员非法运用侦查诱惑手段诱使被诱惑者实施被诱惑之罪，其程序是非正义的。当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不能并重时，应选择公平正义，因此，若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是一般的犯罪或轻罪，司法机关应侧重程序正义，不宜对其处以刑罚处罚，若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为重罪，司法机关应侧重实体正义，对其予刑罚处罚，但是，由于其程序的非正义性，所以，宜从轻或减轻处罚。
4、消除或减轻被诱惑者的人身危险性并不一定要用较重的刑罚
在诱惑侦查之前，被诱惑者已具有了犯罪倾向或犯意，在诱惑侦查下，被诱惑者实施了被诱惑之罪，这说明被诱惑者具有人身危险性。在侦查诱惑之前，被诱惑者虽无犯罪倾向或犯意，但是，被诱惑侦查后产生了犯意或犯罪倾向，继而去实施被诱惑的犯罪，这同样说明了被诱惑者具有人身危险性，因此，惩罚被侦查诱惑之犯罪体现了社会防卫思想，其主旨是消除和减弱被诱惑者的人身危险性，以保卫社会。消除和减弱被诱惑者的人身危险性并不一定用较重的刑罚，对于原无犯意的被诱惑者，其人身危险性并不大，而原来具有犯意或犯罪倾向的人也是在侦查人员诱惑下才去实施犯罪，其人身危险性也因人而异，因此，对于被诱惑者，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即可达到消除或减弱其人身危险性，就不必用轻重的刑罚。
综上所述，对被侦查诱惑之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为了体现程序正义，对于一些被非法侦查诱惑之犯罪，还可以不以犯罪论处。为此，笔者建议在新刑法典总则第四章第一节“量刑”部分增加一条文，“对于被侦查诱惑而实施的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况特殊的，不以犯罪论处。”这里所说的“情况特殊的”主要指在非法诱惑侦查下所实施的犯罪属于一般的犯罪或轻罪。
（二）刑事程序法的立法建议
诱惑侦查合法与否，是关系到程序是否正义的大问题。而程序正义与否，对诱惑者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大小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程序正义与否，也关系到非法诱惑侦查的侦查人员的责任承担问题，所以，刑事程序法中应明确规定诱惑侦查是否合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诱惑侦查是否合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致引起司法界的困惑，这不利于侦查机关运用诱惑侦查手段对一些特定犯罪作斗争。为了更好地打击贩毒、有组织犯罪等隐蔽性强的、无特定被害人的犯罪，防卫社会，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规定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侦查机关滥用诱惑侦查，否则，就可能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导致人们对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敌视。因此，诱惑侦查应受到限制，合法的诱惑侦查宜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具体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确立诱惑侦查制度时应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限制：
1、可以诱惑侦查的罪种应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新刑法典所规定的罪种共有412种之多，如果侦查机关对每一种犯罪都可采取诱惑侦查手段，就势必使广大公民惶惶不安，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同时，侦查机关权力过多，也会导致侦查、司法专横，从而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可以诱惑侦查的罪种应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于隐蔽性强、无特定的被害人的犯罪而言，运用一般侦查手段侦缉这些犯罪极其困难，因此，对这些犯罪可以采取诱惑侦查手段予以侦缉。这些犯罪主要指：贩毒罪、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组织他人卖淫罪、行贿罪、受贿罪、赌博罪等。至于其具体范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以前已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才可以诱惑侦查
前文提到，在美国，判断诱惑侦查是否合法，是以被诱惑者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前，是否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为标准。如果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之前，被诱惑者已具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那么，侦查人员的诱惑侦查具有合法性，反之，如果在实施被诱惑之犯罪前，被诱惑者没有实施该犯罪的倾向或犯意，那么，侦查人员的诱惑侦查是违法的。（5）这一判断诱惑侦查是否合法的标准，可以防止侦查人员滥用诱惑侦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3、诱惑侦查的运用应采取严格的申请审批制度
为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诱惑侦查手段的运用不能由侦查人员随意运用，为此，应采取以严格的申请审批制度。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诱惑侦查应由侦查人员提出申请，由地市一级公安局审批，并应经地市一级公安局局长签字批准。诱惑侦查的申请审批制度可由公安部制定《诱惑侦查申请审批的程序》予以确定。
作者简介： 欧锦雄，男，1964年10月出生，广西玉林市人，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注释：
（1）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28页。
